中央沒有耽擱很久。
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
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
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
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
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
”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着就起身走了。
其他醫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着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一隻鋪着白台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
他半躺在床上寫信。
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
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
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
“今天我值班。
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
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着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着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着一個大盆。
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
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着。
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
責任醫生巴紮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
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幹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
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紮京的機車庫工作,帶着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
讓你脫産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
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
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
我的情況有點不妙。
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号。
我忍受着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
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隻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
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隻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
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複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
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裡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
别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麼容易。
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
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
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
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着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紮諾娃告别。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