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
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
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着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
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
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
他舒适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
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
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态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
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
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
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
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着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
”保爾說。
“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
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
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别的什麼更糟糕的病。
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秃腦袋。
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說着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
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
保爾在矇眬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
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着了，就會走開的。
”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
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
保爾睜開眼睛。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着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着男孩發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
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着《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
“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
算了，我還是走吧。
”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
保爾已經擡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态豐滿的金發女人，穿着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
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态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
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紮爾基。
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着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
随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
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着身體，胯骨周圍系着五顔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還紮着領帶。
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
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挂着許多布條。
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
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
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
戴着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亵的姿勢。
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
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台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别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紮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
台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
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