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裡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
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
巴紮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
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
今天晚上就可以。
”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紮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
巴紮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
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
他盯着教授那秃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紮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紮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紮諾娃那間陳設雅緻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
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
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内的緻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
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着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紮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
她隻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裡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
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着她。
“從您的話裡，确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
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
什麼事情都不要瞞着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
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
”保爾說。
巴紮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将會怎樣。
臨分手的時候，巴紮諾娃輕聲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記我對您的友情。
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
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
她從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着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裡亞。
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
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号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布）中央委員會。
”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
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
”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
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
那個德國人滿頭金發，長着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
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
——譯者］。
我想說：‘你好’。
”他改用俄語說，并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
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
保爾了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
這回他舊傷複發，又倒在床上。
盡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赢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
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氣。
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幹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
”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
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裡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着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鬓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