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保爾的頭緊緊摟在懷裡。
阿爾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兒子這裡來了。
老太太、保爾和達雅住在一起，婆媳倆處得很和睦。
保爾繼續在學習。
在一個陰濕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來她獲得第一個勝利的好消息——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
從那時起，保爾就很少見到她。
下班以後，達雅經常從她工作的那個療養院食堂，徑直到婦女部或蘇維埃去，深夜才回到家裡。
她雖然很疲勞，腦子裡卻裝滿了新鮮事物。
吸收她為預備黨員的日子臨近了。
她懷着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
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不幸又突然襲來。
保爾的病情在繼續發展。
他的右眼發炎，火燒火燎的，疼得難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
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黑紗。
一個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默默地出現在道上，擋住了他的路。
母親和達雅悲痛到了極點，他本人卻很冷靜，暗暗下定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
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進，要是為恢複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筆勾銷，要是重返戰鬥行列已經不可能——那就應該了結了。
”
保爾寫信給朋友們。
他們紛紛來信鼓勵他堅強起來，繼續鬥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裡，達雅激動而又高興地告訴他：“保夫魯沙，我現在是預備黨員了。
”
保爾一面聽她講黨支部接收她入黨的經過，一面回想自己入黨前後的情況。
“柯察金娜同志，這麼說，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
”說着，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一趟。
傍晚，一輛濺滿泥漿的小汽車在房前停了下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走進屋裡。
他是個年過半百的拉脫維亞人，一臉絡腮胡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麼樣？你怎麼這麼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
”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
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他說：“你别提小組的事了。
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
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
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
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
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瘾，想搞公社。
這些共青團小夥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衆。
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裡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
是她告訴我的。
”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着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别爾謝涅夫。
這個同志再合适不過了。
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
你們有點像兩隻高頻變壓器。
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
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
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
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
保爾微笑着問：“别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别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
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幹部。
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
國内戰争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虱子’。
他到過察裡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
他這人什麼艱難困苦都嘗過，後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
他從遠東來到這兒。
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
最後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
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曆。
這個職務挺清閑，所以他還活着。
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着，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
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