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坐在他的旁邊，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還活着哪？怎麼樣，有什麼好事讓我高興高興？你這是怎麼啦，真正當起病号來了？這我可不贊成。
你得向我學習。
大夫也早說過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聽他們那一套，一直堅持到現在。
”列傑尼奧夫溫厚地笑了起來。
保爾體會到他的笑談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絲憂慮。
他們暢談了兩個小時。
列傑尼奧夫講了莫斯科的新聞。
從他嘴裡，保爾第一次聽到黨關于農業集體化和改造農村的重要決定，他如饑似渴地聽着每一句話。
“我還以為你在你們烏克蘭的什麼地方幹工作呢。
沒想到你這麼倒黴。
不過，沒關系，我原來的情況還不如你，那時候我差點躺倒起不來，現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嗎？現在說什麼也不能無精打采地混日子。
你明白嗎？這樣不行！我有時候也有不好的念頭，心想，也許該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氣也好。
到了這個歲數，一天幹十一二個小時，真有點吃不消。
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時候甚至都要落實了，到頭來每次都是一個樣：坐下來辦‘移交’，一辦起來就沒個完，晚上十二點也回不了家。
機器開得越快，小齒輪轉得也越快。
現在我們的前進速度一天勝過一天，結果就是我們這些老頭也得像年輕時候一樣幹。
”
列傑尼奧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額頭，像慈父一般親切地說：“好，現在你講講你的情況吧。
”
列傑尼奧夫聽保爾講他前些時候的生活，保爾注意到，列傑尼奧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贊許地看着他。
涼台的一角，在濃密的樹蔭下坐着幾個療養員。
緊緊皺起兩道濃眉，在小桌旁邊看《真理報》的，是切爾諾科佐夫。
他穿着俄羅斯斜領黑襯衫，戴一頂舊鴨舌帽，瘦削的臉曬得黝黑，胡子好久沒有刮了，兩隻藍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礦工。
十二年前，他參加邊疆區領導工作的時候，就放下了鎬頭，可是現在他的樣子，仍然像剛從礦井裡上來的一樣。
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上，從他講話的用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疆區黨委常委和政府委員。
他腿上得了壞疽，這個病折磨着他，不斷消耗他的體力。
他恨透了這條病腿，因為它強迫他躺在床上已經快半年了。
坐在他對面，抽着煙沉思的是亞曆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廖娃。
她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卻已有十九年了。
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
差不多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嘗到了西伯利亞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
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樣美麗的頭，正在讀一本德文雜志，不時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質大眼鏡。
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這個三十歲的大力士竟要費很大勁才能擡起那條不聽使喚的腿。
米哈伊爾·瓦西裡耶維奇·潘科夫是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熟悉歐洲，會好幾種外語。
他滿肚子學問，就連那個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嗎？”日吉廖娃向坐在輪椅上的保爾那邊擡了擡頭，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上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爾·柯察金。
亞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認識一下。
他讓病給纏住了，不然把這個小夥子派到咱們那些難對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
他是第一代共青團員。
一句話，要是咱們大家都扶他一把，他還可以工作。
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
”
潘科夫傾聽着他們的談話。
“他得的什麼病？”日吉廖娃又小聲地問。
“一九二○年受傷留下的病根。
脊椎骨上的毛病。
我問過這兒的大夫，你知道嗎，他們都擔心這個病會叫他全身癱瘓。
你看有多嚴重！”
“我馬上把他推過來。
”日吉廖娃說。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
保爾沒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後來病重的那幾年裡，他們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
達雅做工，保爾學習。
他剛要着手小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襲來：他雙腿癱瘓了。
現在隻有右手還能活動。
他做了許多努力，都沒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
達雅勇敢地掩飾着她的絕望和由于無力幫助他而産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說：“達尤莎，咱們倆離婚吧。
反正也沒約定，碰到這種倒黴事還要一起過下去。
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親愛的小姑娘。
”
達雅不讓他說下去。
她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她哽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