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漢學小說專家，對中國文學有如此透辟中肯的論述，實為僅見，而他的論點，我是十分同意的。
他接着說——無論如何，要說《紅樓夢》一書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描寫一戶書香家庭的生活方式、針對一群有文藝修養的讀者——此外始終與任何民間故事資料無關——因各種關系必算定一部地地道道的“文人小說”，這種說法想來不會有人反對。
所以在這個報告裡我拟探讨《紅樓夢》從典範“文人小說”四大奇書——特别是《金瓶梅》——所承受的文體慣例和美學模型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将題目分成結構、修辭法和思想内容三個層次。
他所注意的三個層次，我将于另處介紹讨論，如今特别需要盡先标舉的，乃是他對《紅樓夢》提出的三個特點，即：一，作者是一位文人二，内容寫的是“書香”家庭的事情三，拟定的讀者對象是一群有文學修養的人。
這就是我在本章題目中所标出的“《紅樓》三要”，這對理解雪芹之書，俱是關鍵點，而對研論《紅樓》藝術來說，則更是重要無比。
因為，雪芹筆下的藝術特色，都是由“三要”才發生、才施展、才造極的。
關于第一點，浦教授因是從四大奇書總括而立論，故此也稱雪芹為“文人”，這并無可議。
但對本書來說，我則必須首先指出:雪芹這種類型的文人，卻與一般的“讀書人”、“能文會寫”、“騷人墨客”等等概念皆不盡同。
他是一個清代滿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公子，從曾祖起文學事業與藝術環境竟已曆四世，他們的“門風”是文武雙全，多材多藝，精通詩文詞曲，書畫弦歌，百般技能。
他與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等人并非“同類”，他特别富于靈心慧性，多情善感的“詩人型”氣質，而同時又是善思善悟的學人哲士。
這樣的人，寫人物就不隻是“身高八尺，豹頭環眼”，寫飲食也不隻是“大碗酒，大塊肉”—那種直來直往式的手法風格了。
《紅樓》藝術的極大特色，基本來源于這個“三要”之首。
第二點特别要涉及所謂“借徑《金瓶梅》”的問題。
蓋《三國)者，寫的是帝王将相、文武人材《水浒》者，寫的是草莽英雄、綠林好漢的人材與命運而《金瓶)方始專以一姓家門、一男多女為其題材，它的小說史價值，端在于此。
但是，蘭陵笑笑生盡管才華蓋世，他寫出的西門、金蓮、李瓶……等等衆多角色，卻一色是低文化、少教養的庸俗之輩。
這部名著豐富斑斓，但沒有多大境界，不大能喚引人的内心靈性的美感享受。
雪芹的“借徑”，就在于他由此得到“啟示”，也決意要作一部專門叙寫一姓家門、一男多女的小說，——但他隻“到此為止”，内容寓意，筆墨風規，情思氣味……，一切一切，都大大地與《金瓶》相反了!這大約即是太平閑人所謂的“取徑”之義，隻借它一條“道路”，形神本質，都嶄新特異了。
那麼，這就十分清楚:《紅樓》的藝術與魅力，自然也與《金瓶》懸殊大異，——你可以舉出很多“例證”，說明雪芹從蘭陵笑笑生“得想”“啟思”，二者關系“密切”，但你總難進而推論，說兩書的總風格與總效果是一緻的。
由于雪芹所要寫的這個家庭與其主要成員所接受(包括薰陶)的文化教養是高層次的，所以寫這些人物與環境的筆法，肯定要與《金瓶》之類又大有畛域之分的。
比如說，人們都能指出蘭陵運用口語口吻的妙處，以為雪芹也不過如此而已。
其實這也有論形不論質、見物不見人之嫌。
兩書在口語對話的藝術上，區别也是巨大的。
其馀可以類推。
至于浦教授的第三層次，是思想内容方面了，已非本書的主要目标，所以隻能從簡從略。
當然，這也絕不是說我以為藝術與思想是毫無關聯、各不相涉的事情，思想内容也是決定藝術風格的一個因素，那是沒有疑問的。
回頭來再講“三要”的末後一“要”，就是浦教授特别指明的“針對一群有文藝修養的讀者”的間題。
我以為，這一點實在也是一個真知灼見之點。
若打開《石頭記》，照“字面”理解，那你會看到雪芹“交代”作者宗旨，說的是為“市井”之人而作(“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适趣閑文者特多”〔２〕之言，可以為證)。
實則大大不然。
真正的市井之人，是看不懂《紅樓夢》的，他們也并不愛看這一部難懂的小說。
這種事實，魯迅也早就說過了——《紅樓》出世之後，風行天下，“家置一部”，主要是知識階層的情形，至于“細民”(即市井小民也)，愛看的仍然是《三國》、《水浒》。
這就是說，沒有足夠的中華文化素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