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奇妙的“關系”！
原來，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營(即外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滿族人當中，曾流傳着一段“紅學轶聞”，大家說：《紅樓夢》一書，原是寫奕繪與西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說。
這，現在有“科學常識”的人聽起來一定大為嗤笑，認為竟連曆史年代先後也弄不清，胡亂牽扯附會，可交奶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鬥膽冒陳：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責，而應當思索一下其間的緣故，為何會發生這樣的奇談？
非常明顯的緣故，我看就有三四點可以列舉——
(一)然祖孫三代，遞封榮親王、榮郡王、榮貝勒，其府俗稱榮府，便使人感到與書中所稱“榮府”有所關聯。
(二)西林春是榮親王老福晉的内侄孫女——這正象史湘雲是賈太君的内侄孫女那樣，更覺吻合。
(三)西林春于鹹豐年間寫成了一部《紅樓夢影》，這便很容易被人傳述誤與雪芹的《紅樓夢》相混為一回事。
(四)恰好雪芹也是罪家之後，流落到西郊外三營一帶居住。
這更增添了緻混的因素。
有了這四條原因，錯綜而微妙地結合在一起，便産生出那種“《紅樓夢》寫的就是榮貝勒和西林春”的傳聞，就絲毫不是什麼怪事了。
它不同于一般的毫無道理的胡牽亂扯。
但是，十分重要的并不在于正确解釋此一傳說的問題，而是在于要悟知其中還隐含着幾層關鍵性的曆史内容——
第一層，雪芹的西郊住處，從傳說到考證，都歸結于健銳營附近的一個山村。
第二層，雪芹的書，乾隆十九年已出現脂硯齋“抄閱再評”之本；而敦誠在二十二年已勸雪芹不如著書黃葉村。
合看，雪芹之離城出郊，當不出二十、二十一兩年中，而這正是鄂昌這一支因京城難以容身而避居郊甸的同一時間。
第三層，香山旗人張永海，于60年代之初，曾傳達他所知于雪芹的傳聞：雪芹有一友人名“鄂比”，與他是“撥旗歸營”的。
這似乎透露着一種久已迷失的史迹，即雪芹之流落香山一帶，與鄂昌有關[注三]。
鄂家的重要親戚首推莊親王胤祿家。
乾隆元年十月，特命鄂爾泰之第五子鄂宓與莊親王家聯姻，成為王府額驸。
莊親王原是支持雍正的受龐者，但到乾隆四、五年上卻成了大逆案的首領人物。
曹家的再次遭難，與此案相連[注四]。
雪芹上一輩也有在莊王府當差的人。
莊親王又曾是受命管理内務府的人。
況鄂、曹兩家原是同為内府包衣籍的世家，他們都非親即故，相互交往，一點兒也不希奇。
香山傳說單單将曹、鄂二氏聯在一起，應是有其久遠來源的一種殘痕未泯。
然後，就是曆史現實人物與小說書中人物的“本事關系”的一層奧秘了。
大家已都熟知，至少已有12項記載，證明雪芹原書的後半部乃是寶玉與湘雲悲歡離合、最後重逢的故事。
湘雲原是史太君的内侄孫女，其原型即李煦家的一個孫女輩的不幸之人，恰好也正是罪家之後。
西郊外三營盛傳的曆史年代錯亂颠倒的“榮貝勒與西林春”的說法[注五]，實質上是曲折地反映了早先滿洲旗人皆知雪芹原本《石頭記》情節真相的一種意味深長的口碑——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曆史的逆證”。
這種曲折關系，恐怕有很多隻習慣于單一的、直線式的邏輯思維推理方法的研究者是不大理解也難于接受的，所以外三營傳說的真正意義向來無人重視，久而漸歸湮沒，偶有殘痕，又被少數人妄加以歪曲利用，制造了大量的混亂，成為一種可悲的文化現象[注六]。
在中華文化史上，曆代都出現這一類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稱之為“正邪兩賦一路而來”之人，舉了很多例子，中有唐明皇、宋徽宗。
清代的順治帝、納蘭性德、綿億、奕繪等很多帝室王公貴胄，為數尤多，我們無以名之，我曾稱之為“詩人型”、“藝術家型”人物，實即雪芹所類舉的生于富貴之家的情癡情種，特異天才[注七]。
但他們也都是命定的悲劇性人物。
對于這一曆史文化現象不了解，勢必把雪芹的書當作一般性的佳人才子愛情故事來看待，因而丢棄了其中的極為重要的曆史社會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兩賦”理論，以及“兩賦人物”這個課題的系統研究闡釋，至今也未見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給以學術上的深入研究。
對《石頭記》的大多認識的實質仍然沒有超越“哥哥妹妹”的級層和範疇。
這也許正是對那些侈言中華文化而又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的人、侈言紅學而也不懂紅學為何事的人們的文化水準與精神境界的一個忠實的寫照吧？不過海内外近年已經出現了一種迹象，開始認識到：雪芹書的主題本旨是為了寫人、人材的命運、人與人的高級關系的“情書”。
這倒是值得矚目的一個新氣象。
因為，紅學的本質與意義從來也不是與“小說文藝理論”等同的學問，而是一種中華大文化的高層次的哲理性的學問。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紅學就是一種文化學。
我們自然也有“小說紅學”，但今後更需要的則是“文化紅學”了。
原地踏步不行了，就是高呼“紅學必須回到文學”的那種認識，恐怕也是失之于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