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的看法對沈茹秋說了，哪知第二天晚上，沈茹秋就給堯棠帶來一個更為熱情的朝鮮朋友柳絮，他們坐在同興公寓院子裡的一棵槐樹下，給他講有關朝鮮愛國者為了争取獨立、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不屈鬥争的事迹，一直講了半夜。
這個晚上的講話，不僅使堯棠意識到一個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祖國，他們将遭到怎樣的災難，而且他們還給他提供了幾年以後寫小說的素材。
過了幾天，堯棠接到通知去北京大學招生處檢查身體。
醫生用聽筒聽了一下他的肺部，又看了看他清瘦的臉，沉吟了半晌。
偏在這時堯棠咳嗽了幾聲，醫生禁不住連連搖頭，意思是覺得他的肺部有問題，然後在體檢表上不知寫了些什麼。
這好像給堯棠心頭澆了盆冷水。
青年時代的堯棠，性格本來就比較憂郁，而且非常過敏，醫生在他的健康問題上下了這樣一個搖頭的&ldquo結論&rdquo，這使他對進北大讀書的計劃，感覺到絕望，在入學考試這一關上，他本來就有點膽法，特别在數理化方面，覺得自己沒有把握。
現在體檢上出了毛病，這更使他沮喪。
那天傍晚，他回到住處，正碰上北海公園第一次開放，
他就到公園去散步，在漪瀾堂前，靜坐了兩個小時，他望着靜靜的北海，覺得夜晚是那麼甯靜，而他自己的心頭卻是那樣不安。
人們知道，肺病在二十年代是個可怕的疾病，它曾奪去無數個年輕生命，在這樣的時刻，堯棠不能不想起他的二姐，想起二姐在祖父壽慶演戲之夜的那張毫無表情的蒼白的臉。
他擔心自己得肺病，決心不去參加北大的入學考試了，但他仍手不離卷地一遍二遍反複地讀着魯迅的《呐喊》，它給他慰藉，也給他很多力量。
他回到了南京。
善良的三哥并不曾責備他擅自作主，不去參加北大入學考試，而是對他給以更多的同情。
他把堯棠的行李接了過去，幫他安頓好，安慰他不要焦急，第二天他就陪他到一個熟悉的醫師診所去複查身體。
那醫生是他們的同鄉，他确診堯棠有輕度的肺結核，需要好好休息，并注意營養。
然後，兄弟二人一起登山去雞鳴寺看南京風光。
那是個非常幽靜，也是十分美麗的地方。
回到住處，堯林就接到蘇州東吳大學的通知，他入學考試成績優良，被錄取了。
于是堯林給堯棠先買了去上海的火車票，讓他回上海休養，因為上海醫療條件好，而且堯棠在上海朋友多，他們也希望他回去一起參加辦刊物，寫文章。
這次又是堯林在浦口車站為堯棠送行，他勸他多注意休養，少一些活動。
甯可多讀些書，也不要把精神消耗在沒有意思的活動上，這是三哥的看法。
三哥自己去蘇州東吳讀書後就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這對那時的堯棠并不合适，他比三哥更年輕，他雖然身體不好，但仍勁頭十足地辦起一個《民衆》半月刊，并結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單這本刊物的發起人，就有十六個，他們是真恒、吳健民、沈仲九、李少陵、黃培心、衛惠林、李芾甘、禅林、呂千、周索非、毛一波、沈茹秋、姜種因、盧劍波、秦抱樸、陸不如。
他當時先住在法租界貝勒路天祥裡（今黃陂南路14弄），與衛惠林、毛一波同住在一幢樓房的二樓上，盧劍波夫婦住在樓下。
後來又和衛惠林一同遷到康梯路（即今建國東路）康益裡4号，1926年又搬到馬浪路（即今馬當路）住。
衛惠林是山西陽城縣人，年紀比他大幾歲，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奉者，而且懂得日語。
堯棠與他同住在一起，和他一起編刊物，有經常向他學日語的機會。
他們收入不多，生活過得很艱苦，經常以兩個小面包和一壺白開水度日。
當然三哥堯林在蘇州還從家中寄來的錢分一些給堯棠，但數量極少，因為大哥在成都維持家庭也十分艱難。
堯棠并不因為自己身體不好而放棄工作，他在這一年編寫出一本《五一運動史》，同時也譯完了克魯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後改為《面包與自由》）。
這本書是克魯泡特金在1886年寫的，也是堯棠的第一本譯著，它的内容是闡述作者對于實行無政府共産主義的經濟與政治的主張。
他認為大自然留給人類的财富和人類通過集體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機器，是足以使所有人得到溫飽，如果廢除私有制，實行共産共有，經濟平等，便可以保證人們安居樂業。
但是他認為這個任務須由無政府的共産主義來完成，因而他主張消滅國家，取消政府，廢除法律，由多種社團的自由聯合來代替國家的統治。
在這本書中，克魯泡特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