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迎送一些國際友人等事情之外，他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寫作上。
他先把在杭州和成都就開始動筆寫的中篇小說《三同志》寫完，接着，他就寫《談自己的創作》。
這組文章原為回答讀者來信而寫的，這些讀者也包括海内外一些巴金作品的研究者，因為他們經常提些問題要求巴金答複。
文章共有十篇，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開始寫了，最早完成的是談《家》的一篇，原為英譯本《家》寫的《後記》，後來進行了改寫。
其後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寫了《談》、《談》、《談》、《談我的短篇小說》與《談我的散文》。
這次他寫的是《談》、《談》、《談》和《談和其他》四篇。
他從十月下旬開始執筆，到第二個月下旬就完成了，四篇文章計五萬多字，不過花了一個月時間，是寫得很快的，也很順利的；同時又因為一九六一年不像一九五八年那樣剛經過反右，許多事情都要擔心人家上綱上線；現在心裡的話可以坦率地說出來了。
細心的讀者讀了巴金談《第四病室》、《憩園》、《寒夜》和《新生》的文章，是能夠發覺這四篇文章比巴金一九五八年寫的幾篇相當拘謹地談自己創作的文章，要痛快得多了。
當然，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比一九六一年更加使人心境舒暢，雖然那時國家經濟困難還不曾完全過去，但“眼前物資供應緊張，在精神世界裡就讓大家寬松一些吧”這樣的傳說，本身就使人們從心底感到高興。
一九六二年一開始，中央就有個“七千人大會”，在會上，劉少奇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了這幾年的主要缺點錯誤，認為除了經驗不足之外，另一個原因是黨内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的傳統作風。
毛澤東還作自我批評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
”朱德在小組會上發言說：“這幾年，黨内鬥争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
這次會議，暢所欲言，上下通氣，我很滿意。
”鄧小平也就黨的工作問題講了話，強調要把黨的優良傳統恢複過來。
周恩來則分析了經濟形勢，布置了一九六二年繼續貫徹八字方針、克服嚴重經濟困難的各項工作。
陳雲也認為“這幾年我們黨内生活不正常，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因而他以為“這次會議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低估了。
”
這樣祥和的政治氣氛不能不影響知識界。
巴金在這前後，首先聽到的消息是他的幾個老友蕭乾、黃裳等在“反右”後頭上戴的帽子摘掉了；其次是接待外賓，似乎清規戒律少了一些，他與日本友人交往，再也不用過去接待法國作家薩特時那樣提心吊膽，唯恐講錯話了。
不久前，他在家請繼龜井勝一郎而來上海的日本作家三島一先生吃了晚飯，還送了他一個從成都帶回來的竹器筆筒，以表示心意；使這個在東京時曾經熱情指揮中日作家合唱《東
京——北京》這首歌曲的曆史學者，在臨行時激動得幾乎哭了起來。
巴金自己也從這個滿頭白發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國際友人對新中國前景的期望和向往。
從這個時期開始，巴金似乎已逐漸消除了五十年代中後期幾次運動施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國内外友人對他的真誠友誼，似乎又使他對自己祖國的理想，以及他自己在創作事業上的追求，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同時，他的善良和真誠，又不斷驅使他對朋友和同志們，給與熱情的期望與幫助，這也就使他日日夜夜忙于寫作，又忙于生活，也忙于與友人交誼。
一九六二年初，他已把《談自己的創作》書稿繼描寫朝鮮戰場的短篇小說集《李大海》之後交給了出版社出版，現在正是他結束前一階段的創作題材，開步走向另一個創作進程的時候。
乘着這個間歇時間，他與方令孺結伴去了海南島。
他們乘的是一部旅遊車，從椰樹成林的海口市出發，到過美麗的僑鄉文昌，也到過著名的咖啡生産地興隆，更遊覽了我國最南方的三亞市，在那邊“鹿回頭”的神話增添了作家們對椰林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