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許多作品從不同角度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那十年殘酷的現實，‘傷痕文學’也罷，‘反思文學’也罷，‘知青文學’也罷，‘大牆文學’也罷，在突破多年來思想觀念以至創作方法上的禁銅、樊籬方面，都起了決定性的開拓和推動作用。
今天，我們不是更應該用積極的行動回答巴金同志的呼籲，以他為榜樣，繼續揮筆，從更廣闊的視野，更
宏大的規模和更深遂的揭示來反思和表現這一段曆史嗎？（袁鷹：《的啟示》）
《随想錄》在海外影響也很大。
目前在國際上已經有英、法、日、德、俄五種語言的譯本。
其中以日譯本發行最早。
譯者是日本的新聞界前輩石上韶。
他早年曾畢業于東京大學文學系，長期擔任共同通訊社記者，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訪問過中國。
在一九八○年春季，巴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訪日時，石上韶曾到朝日講堂去聽過巴金《文學生活五十年》的演講，随後他就連續翻譯了《随想錄》的五本分冊，使早已熟讀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廣大讀者，又很快閱讀到巴金在晚年的這部傑作。
後來井上靖、水上勉、宮川寅雄、西園寺公一等在訪問中國時，在談話中都曾把《随想錄》作為他們近年來所讀書中最受感動的書之一。
日本著名的戲劇家木下順二，有一次在與巴金談話時，還帶來他在書頁上加了許多批注的《随想錄》《探索集》《真話集》日譯本，對巴金說：“我知道你對自己的尖銳批評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
但這也由此可見，你對未來，對現在有強烈的曆史責任感。
你在《春蠶》一文中說‘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裡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這對我是一種批評，也是一種鼓勵，因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還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讀書會編輯的《貓頭鷹》期刊“巴金文學專輯”上，發表他們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和巴金《随想錄》座談會記錄。
在談到《随想錄》的自我批評時，山口說：“巴金确實不斷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錄》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
……巴金似乎正處在三十年代魯迅的位置。
”藤井說：“确實如此，别的作家在經曆了‘文革’複出之後，都說自己是被害者，而巴金卻說自己也曾是害人者，這樣的文學家非常少。
”山口說：“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從這種意義上講，我認為他是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學家。
”代田說：“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還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學，這真不簡單，确有類似魯迅的性格……”
在聯邦德國，也由科隆的迪納爾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譯本《随想錄》。
有一位名叫赫爾姆特。
馬丁的作家，他“為獨持己見的作家巴金誕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說不折不扣的實話》，發表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聯邦德國《時代》雜志上。
他說：“巴金的《随想錄》清楚地闡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指出它在知識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損害。
……由于誠懇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協的态度，人民中國的青年一代熱愛他，年輕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們身上，正肩負着思考過去的悲劇，評判有改革願望的今天的責任。
”
在法國，在香港，都出現過“巴金熱”。
特别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為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莅臨香港的時候，不論在機場，還是在頒授學位典禮現場，他都受到記者和讀者群衆的包圍。
在這期間，香港許多書店的巴金著作，從《家》《春》《秋》到《寒夜）《憩園》，特别是新出的《随想錄》《探索集》《真話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讀者争購的對象。
香港各報刊都以顯著地位大量報道巴金在香港半個多月的活動。
巴金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在談話中，強調作家必須獨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對于生活的認識和理解來進行創作。
作家要充分運用文學作品潛移默化
的作用，把心交給讀者。
他說他自己在創作上，要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有記者問他如果一個人有第二次生命，讓他回到年輕時代，他是不是仍願意從事創作。
巴金毫不猶豫地回答，他願意繼續寫作。
巴金在與記者談話時，談到新時期中國的文壇，他說年輕一代人才輩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況發展，中國文壇産生震驚世界的作品，看來很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