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陳永貴的兒子明珠屋裡去看看，他們便走出窯洞，來到窯洞旁邊的一間瓦房裡。
那房間布置得比窯洞漂亮多了，有紅漆描花的大衣櫃，和其他一些新家具，看來是明珠結婚時添置的。
牆上也挂了些照片和獎狀，桌上還放了一些書，當然少不了《毛澤東選集》，另外還有一架手風琴，原來陳明珠還是本地劇團的首席樂師。
巴金來不及等候陳明珠回來，就抓緊時間去别的社員家訪問。
他們看到了勞動能手梁便良，和他談了話；同時還到大寨展覽館參觀，了解了模範飼養員趙啟福、治安委員趙大和、婦女主任宋立英等人的事迹。
他們每個人都有個生動的故事。
後來老書記賈進才、大隊長賈承讓和大隊支部副書記賈來恒來到了巴金的住處，巴金就和他們一起到公社一個辦公室談話，大家喝茶抽煙，一直談到晚上十一點鐘。
第二天早上，賈承讓又和賈來恒來到巴金房間談話，這次他們向巴金着重介紹了大隊會計趙素恒的事迹，内容也還是十分動聽，當然主要還是宣揚了陳永貴和大隊的幾個領導人把舵掌得好。
巴金認真地做着記錄，蕭珊更學着巴金積極地做筆記，小棠在旁邊也聽得出神。
這時，天已經放晴了，他就又與蕭珊、小棠一起跟着西戎上山去看大寨的莊稼。
爬山翻溝，一路上上下下，走的全是松軟的黃土路，看到一大片一
大片綠油油的玉米苗，莊稼長得果然好。
擡起頭，隻見一格一格的梯田，十分整齊。
巴金還看到一塊長得不差的棉花田，雖然地不大，但聽說這是陳永貴種的試驗田。
他們先到康家嶺，然後到合作溝。
合作溝原名白駝溝，這裡本是荒地，靠了集體力量，動員千百個勞動力，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壘石築壩，才把山溝變成一塊一塊可耕田，所以後來改稱合作溝。
還有個“教育溝”，是在“合作溝”下面，人們把它的荒蕪樣子保存下來，用以對比經修治後的“合作溝”梯田來教育青年學生，所以稱它為“教育溝”。
“合作溝”上面還有個狼窩掌，西戎勸巴金不要爬上去，他知道這裡壩高坡陡路滑，很難走。
但是巴金還是爬了上去，因為大寨人三戰狼窩掌的故事他聽說過，他覺得隻有親臨此地，才能體會到當年大寨人的艱苦。
他們來回走了兩個鐘頭，看到整齊的梯田，也看到茁壯的莊稼，但就是沒有看到自留地。
據說大寨人與自然作鬥争，寸土不讓；對自留地，卻不願多花時間，但是“任土地閑着對集體也沒有好處，結果還是交給集體種，集體收。
”
當時巴金非常相信這種說法，因為他确是在這裡看到了不少具體現象。
他在大寨訪問的日子裡，非常尊敬大寨人，他真誠地認為他們都是自己學習的榜樣。
對當地接待他的人，總是再三叮囑他們不要對他有什麼特殊待遇。
西戎作為山西省作家，也覺得像巴金這樣德高望重，而又生活樸素、熱情誠懇、平易待人的人，是很少見的。
巴金從大寨回到縣城，又去訪問了一些工廠和礦井，還順便在山西遊覽了五台山佛地、大同雲岡石窟和上下華嚴寺，以及杏花村汾酒廠等，同時也去看了晉祠與劉胡蘭紀念館。
這些活動，也為巴金開拓了視野，增長了見識。
在山西生活了一個月，到九月初，巴金才回到上海。
但他一到上海，就又被一連串會議和一些送往迎來的外事活動困住。
到十月下旬，他才騰出時間，把一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大寨行》寫了出來。
這篇文章刊登在《收獲》雜志上，确是花了相當的心力。
可說材料豐富，内容紮實，文字也很樸素，空話廢話不多，即有豪言壯語，比起“大躍進”時期他自己寫的“贊歌”，還是要少得多。
雖偶然也有一些違心的描寫，如他看到一輛輛汽車載着前來參觀學習的群衆離開大寨時，說他們“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是巴金寫文章時即興之筆，雖有點誇張，究竟不是存心講的假話。
同時，這樣的題材顯然也很适應當時文壇的需要，尤其符合柯慶施“大寫十三年”的要求，因而它稱得上“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作品。
不幸的是政治形勢要變化，經過十年“文革”，勞動模範變成篡黨奪權時期的國務院副總理，農業生産的先進典型變為“四人幫”弄虛作假的黑樣闆。
這篇《大寨行》在今天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讓人們去思索它怎麼會有這樣可悲的命運？或者如巴金自己所說：“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