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說自己願意“下生活”去。
巴金情不自禁地對他說：“不要緊的，你别怕嘛，不要擡不起頭來，有錯誤就決心改吧，思想上有認識就好了。
”但說實在，他連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提高認識。
就在這時，忽然周恩來總理在上面點名，要巴金坐到前面去。
巴金站起來，一邊向台上應聲點頭緻意，一邊又彎下腰小聲對蕭乾說：“要虛心，要冷靜。
”說着，就跑到前面去。
雖然這時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産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已經在十天前發表，但是知識界對這場風暴的到來，确實是思想上毫無準備，因為他們雖然都各有朋友，但從未意識到朋友中有那麼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事情實出意外。
盡管幾天以後，巴金又參加了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中國文聯邀請的座談會，在郭沫若的主持下，聽了周恩來、陸定一、周揚等領導人的講話，鼓勵文藝界人士積極參加反擊“右派”鬥争。
但是巴金在會後的第二天，也即是他返滬前一天下午，還跑去找他的老朋友馮雪峰，仍把他當作無話不談的知己，還應邀同去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飯。
巴金像在重慶與他同住在一條街上時那樣，向他直率訴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反右提出疑問。
他以為雪峰是黨員，應該比他了解得多，誰知雪峰自己就是這場鬥争的對象。
他夫婦陪着巴金吃完飯在馬路上走了一陣，對巴金的提問隻能講些人們早在會場上聽到過的話，也許這正是雪峰自己已經意識到大禍臨頭的思想反映，而巴金一點也不知道，他做夢都不曾想到這個在魯迅活着的時候就引導不少作家靠攏黨的人，竟然是反黨分子。
當然，他更沒有料到再隔一二個月以後來北京，他竟然會被迫上台與靳以作聯合發言，“揭發批判”馮雪峰的“淩駕在黨之上”，和丁玲的“一本書主義”，以及艾青的“到處串連”。
好像什麼事都難以預料，似乎一切都隻有天知道，唯有祈求在冥冥中自己有個福分，能順利度過這個難關。
想起這一年來他寫的十多篇雜文，和在幾次鳴放會上的發言，有些話正是眼前人家在批判會上所批判的話，這就使他更感到心驚肉跳，甚至迷迷糊糊中認為自己真的說錯了話，因而也急于要求改造思想。
回到上海，蕭珊也為他擔心，禁不住在暗地為他奔走，到有關的場合去聽聽有沒有不利于他的風聲。
就在這時，他開始覺得自己的頭上有個“緊箍咒”，以後隻要人家一念那本經，把他前一時期真心實意地寫成的文章和發言一提，他的頭就痛了起來，思想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活躍了。
原來準備丢開雜務，專心緻志寫的那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群》，這一創作打算早已丢到九霄雲外去了！現在隻有一個念頭，這就是忙于應付當前的過關！哪裡需要他去澆水救火，他就去澆水救火；哪裡需要他去跟着人家向井裡丢石子，他就跟着去哪裡丢石子。
像有千萬雙眼睛盯住他，要他繼續寫反右文章，應聲說“反右是政治鬥争，也是思想鬥争”，還用“餘一”筆名在報上連續寫了三篇“過關談”，談知識分子應該怎樣“過關”，改造思想，以響應“反右”的“偉大鬥争”。
在
上海的人代會上，他又與周而複、柯靈、靳以、郭紹虞等聯合發言，揭批孫大雨；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他雖未發言，卻不得不硬着頭皮作會議的主持人，讓别人來批判“右派”作家。
那些作家，有的還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到了年底，好不容易反右高潮過去了，他如釋重負，在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到蘇聯去出席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慶祝大典。
臨行的晚上，他苦笑着對蕭珊說：“看來一九五七年的難關已經度過，我真是個‘福将’嗎？”但他并不相信他今後能長期保持着太平無事，他總感覺到那些一手拿棍子，一手拿框框的人正在鏡視着他。
他們決不會把他放過。
果然，從北京到上海就有一批人似乎有計劃地在第二年發動了一場對巴金的圍攻，巴金在一九五八年的日子，并不比一九五七年好過。
這場圍攻，當然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進行的。
反右鬥争的嚴重擴大化，不但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上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還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确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