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
這就給在意識形态上的一些“左”派在“大躍進”的混亂中以可乘之機。
《文藝報》首先組織讀者來信，要巴金對他所寫的《法斯特的悲劇》一文作出檢讨。
因為他們認為巴金對美國作家法斯特脫離共産黨聲明的批評十分軟弱，隻是表示“惋惜”，甚至寄予同情，逼令巴金當衆認錯；在張春橋領導下工作的徐景賢又奉命寫了一篇《法斯特是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以響應《文藝報》的批評。
然後他們又唆使出版界的人發表文章，批評巴金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号”，這就是“文藝應該還給人民”，逼使巴金又不得不認錯，說自己“在舊社會中生活了幾十年，始終鑽不出小資産階級的圈子”，因而“必須徹底改造自己”。
接着，一場規模龐大的對巴金作品的批判，就在全國範圍内展開了。
對巴金的批判，當時的所謂“讨論”，先由姚文元在《中國青年》雜志寫了一篇題目叫《論巴金小說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長文作為開場。
大家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他本來是胡風的敬佩者，他曾把他的“胡伯伯”請去他工作單位——上海盧灣區團委作報告，自己又專心研究胡風的作品和理論，并已開始動手寫一本《論胡風文藝思想》的書，而在一九五五年聽說要批判胡風後，就立刻把手上所寫的學習胡風理論的書，改為分篇發表的大批判文章，一躍而成為反胡風運動的健将。
他在一九五七年本來也參加大鳴大放，寫了不少反對“把同志當作敵人來打擊作為擡高自己威信的手段”的文章，并主張“批判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懂得作家的心的摯友”；而一聽說反右，就立刻掉轉槍口。
他的《錄以備考》，是張春橋在看到了毛澤東發交黨内幹部閱讀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同他通了氣後，當夜趕寫出來的。
并不真是“姚文元階級鬥争嗅覺特别靈敏。
”這次要批判巴金了，他當然也奮勇而上，而且動作非常敏捷。
他一開頭就用文壇主人的口吻俨然把界線劃清，将所有老作家都劃歸到“客座”即工人階級的對立面去。
他說：“老作家寫創作經驗談，我們是歡迎的；問題在于是站在新的工人階級立場上有區别有分析地對待過去的著作呢，還是站在舊的資産階級立場上無批判地肯定一切呢？”這種踞高臨下的審判者身份，用有色眼鏡來看待老作家著作，自認為是改造者，而别人則是被改造者。
當時客觀環境造成雙方的不平等地位，使姚文元在巴金著作面前更加趾高氣揚。
盡管巴金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号《文藝月報》上談他的早期創作《滅亡》時，一開頭就承認自己寫這本書時是受了外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我
今天無法再諱言我思想的局限性。
“姚文元從他”左“的教條主義思想方法出發，仍要求巴金在二十年代法國寫作的文學作品《滅亡》來為今天”新的曆史時期“政治服務。
他和他的夥伴們把小說主人公的思想行動都當作作者的思想和行動來批判，把文學藝術的特性都化作烏有。
姚文元如此這般在《中國青年》呼喊要在巴金作品“讨論”中“拔去白旗，插上紅旗”，幾乎是同時，北京的另外兩個刊物又都展開了廣泛的“讨論”，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意見，雖然也有不少不同的看法，參加讨論的人也多數是青年，但基本結論都由策劃者定了調子。
其中還有一些大學生中以姚文元為榜樣的“新生力量”和“理論尖子”，不但參加各報刊讨論，還出版了書冊，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巴金創作評論》，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巴金創作試論》等。
在“讨論”開展了一個時期以後，俨然以青年導師姿态出現的姚文元，又在《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一篇長文《論巴金小說在曆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并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除了仍以他的“左”的教條主義思想方法分析評論文學創作《家》之外，在最後還以“讨論巴金同志的作品有什麼重要意義”為插題發表了這樣的一段話：
“今天我們處于一個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土地上已經沒有高家了，克明等等那一幫人正在勞動改造，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在這樣的條件下，《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