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作用、進步作用隻存在曆史意義而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而《家》中那些消極的、錯誤的東西，在今天卻顯得非常突出了……《家》中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愛情至上主義、同情地主階級的沒落感情，和今天共産主義思想尖銳對立着……着重指出它消極的一面，展開思想批判，對巴金作品進行讨論，意義也就在此。
自從大躍進以來，人民的共産主義覺悟飛快地提高。
共産主義精神的高漲，集體主義思想的高漲，是我國當前思想生活中的特色。
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高度的集中，是共産主義必然的發展趨勢，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等等表現人民高度覺悟的新事物，和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這類意識形态發生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反映這些思想的文學作品的腐蝕作用越來越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就越來越感到巴金同志有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今天的生活不對頭，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對巴金同志作品的讨論……澄清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消極影響，正是青年們共産主義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方面……”
姚文元這段話的戲劇性在于：曆史證明《家》的時代實際上并沒有如姚文無所說“已經過去”，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封建意識在現實中還是嚴重存在，所以還有張春橋、姚文元這類人鑽空子的餘地。
至于巴金，他的作品成就，并不因為姚文元他們在一九五八年所發動的這場圍攻而受到損害。
讀者依然争讀《家）、《春》、《秋》，巴金仍舊是青年們所敬愛的作家。
但是相反，巴金自己卻成了驚弓之鳥，他知道自己在“鳴放”中，說過“要獨立思考”，“要把文藝交還給人民”等類的話，本來這些已經成為套在自己頭上的緊箍咒了；現在再加上這場圍攻中給他的這麼多罪名，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他隻有作好準備，繼續檢讨，舉手投降了！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巴金再也無法根據早些時候自己心中的打算進行文學創作，他隻能不斷應付眼前的局面，在這個時期他寫的随筆和雜文，有的是為了政治運動過關，有的是為了适應國際鬥争和國際友誼的需要。
除此之外，出于自己真心實意寫的，也有一些，如《廖靜秋同志》
和《悼振铎》、《談我的散文》。
但這些文章有的也不能不受當時政治氣候的影響，否則可能會講得更舒暢，内容更充實。
即以《悼振铎》一文來說，巴金與鄭振铎的關系十分密切，他們在北平一起編過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學季刊》，還共同在上海“孤島”生活過一年，勝利後又長期在上海，他們開過筆戰，卻相處得很好。
鄭振铎為人爽直，待人真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去蘇聯時飛機失事遇難，巴金十分悲痛，如果當時情緒穩定，巴金的悼念文章決不緻寫得那麼拘謹，那麼單薄。
至于這個時期巴金寫的回憶創作生涯的文字，對自己作品的過分貶低，也顯露了他在反右運動後的那種灰黯情緒。
甚至有人向他反映他的作品并不會因為“左”的思想泛濫而受到影響，要求為《家》作宣傳時，他也加以拒絕。
那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給當時在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吳海法寫回信說：“我不贊成您組織（家》的讀書報告會。
我并非不願意人讀《家》，不過我覺得倘使要組織報告會，推薦書的話，還是挑選一種反映新的現實的小說好一些。
”巴金知道吳海法當時在蘇北邳城一所中學實習。
吳海法發現這個學校學生多人經父母包辦婚姻，為啟發學生覺悟，免作封建思想的犧牲品，所以準備組織《家》的讀書報告會。
但巴金迫于形勢，竟無法支持。
實際上在巴金的回信寄去時，那個讀書報告會已經開過了。
巴金的這種灰黯情緒，其實也反映了當時不少老作家的類似心境。
一些曾經在魯迅旗幟下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作過各種鬥争，解放以後更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貢獻的許多作家，在反右運動前後，迫于“左”的壓力，如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寫了些并非實事求是的違心文章，這無疑是個悲劇。
而由于這些作家在群衆中有很高的威望，這些文章當時在讀者中不能不起一些影響，這更是值得人們深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