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比這個為着虛假的‘偶像’浪費了自己一生的悲劇更令人痛心的了！”巴金在一片掌聲中走出劇場，他非常興奮，發覺契诃夫作品确實不僅揭露了現實社會的醜惡，同時還加強了人們對未來前途的信心。
因為閉幕前的一個動人的場景還留在巴金心中，那是萬尼亞舅舅對索尼雅說的話：“你可真不知道我有多麼痛苦啊！”而索尼雅卻跪在他的面前，擁抱了他，并對他說：“我們要繼續活下去……我們就會看見光輝燦爛的、充滿愉快和美麗的生活了……”
隔了一天，他又在另一個劇場瓦赫柯但夫劇院看了契诃夫的另一個作品《海鷗》的演出。
這個劇本曾被認為“比較複雜”，有些人還以為它“難懂”，但是巴金并不認為這樣。
當他訪問了契诃夫的故鄉以後，有一天，在列甯大運河中，他與翻譯沙夏同乘在一條船上，各自躺在甲闆上兩把井排放着的帆布椅上，面對兩岸秀麗的風光，談着這幾天看的契诃夫的戲。
巴金一邊翻閱
《譯文》雜志上刊登的《契诃夫論》一邊向沙夏發表自己的意見。
《契诃夫論）是幾天前在紀念會上作報告的《契诃夫傳》作者葉爾米洛夫寫的文章，巴金覺得這篇文章的某些觀點值得商榷。
作者認為《海鷗》的主題是事業，而巴金則認為青春才是《海鷗》的主題。
對《萬尼亞勇舅》巴金也不同意葉爾米洛夫的看法，巴金說：“葉林娜絕不是一隻猛獸。
她自己就是被庸俗勢力的一個代表（那個教授）毀掉了的。
”因此，巴金以為契河夫作品是在勸導人們：“不能夠再這樣生活下去。
”年輕的僅二十五歲的沙夏，當場以微笑和點頭，來報答巴金的熱情與坦率。
巴金這次在蘇聯的訪問，前後逗留了二十天時間。
他除了在莫斯科、契河夫故鄉訪問外，還到過雅爾塔，在契河夫别墅會見了契诃夫的妹妹瑪利亞。
巴甫洛夫娜。
契诃娃。
後來又在斯大林格勒，參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戰場巴甫洛夫樓，和馬馬耶夫崗。
然後他就轉道莫斯科回國。
當時北京己是炎炎盛夏天氣。
等到他回來後的第二個月，即一九五四年九月初旬，為出席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上海再到首都，正碰上這次大會“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基礎”而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選出毛澤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第一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大會根據毛澤東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會場内外一片歡愉熱鬧氣氛。
巴金是四川代表，他由衷擁護憲法，并早已在兩個月前讨論憲法（草案）時，就在上海與王西彥聯合署名在《新民晚報》發表過一篇短文《熱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表示内心莫大的歡悅，與對民主與法制社會的無限向往。
當然，他在這次大會上，更是衷心為人民有了自己的憲法而高興。
他還響應号召，行使民主權利，在會上發言，提出對目前文藝創作問題上的看法，認為時代是這樣光明燦爛，人們是在這樣熱情勞動，在我們的國家裡人人都在發光，發熱，文學作品要熱情歌頌新人新事；但無可否認，有些不健康的落後現象還是存在的，那我們就要既有歌頌又有批評，不能追求四平八穩，人好我好大家都好。
他認為作品揭露不健康的落後的現象，如官僚主義等問題，也應是我們作家的責任。
他發言後，還應《人民日報記》者之約，把它整理成文，交給他們發表。
同時還寫了一篇生動的短文，交給《文藝報》刊用，這篇短文描述了在人代會小組讨論憲法草案時大家興高采烈的歡愉情緒，認為民主自由的空氣已經形成，人民長期鬥争的成果已經到手了。
自己也從衆人的歡樂中找到了個人的歡樂，心與六億人民一起跳動，感到無限幸福。
和他在同一個小組裡的作家還有沙汀、艾蕪和胡鳳，因為他們都是四川省産生的代表。
胡風也和巴金一樣，一時興高采烈，他以為當前這個情景，與他和他的那些朋友向黨内一些文藝界領導同志正在進行的文藝問題論争，看來形勢顯然對他有利，因此也就講了不少意見。
隻是巴金并不知道胡風的情況，他總認為胡風比他更靠攏黨，他哪裡知道胡風早在這次大會召開前兩個月，已向中共中央提出他那關于文藝問題的三十萬字意見書了！
誰知難以預測的未來，正在等待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