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很多隔閡，使我們不能成為親密的朋友。
他沒有那種純樸、但白的天性，沒有一切堅強而有才能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那種完全開闊的心胸，這在俄國人中間又是每個有才智的人差不多都有的。
他不坦白，不光明，他害怕别人，喜歡偷偷地享樂；他有一種柔弱的女人氣，他重視瑣碎事情，重視生活的舒适，他有一種極端的不顧一切的利己心，這種利己心到了天真和無恥的程度。
對這些缺點我以為他自己隻應該負一半的責任。
命運把一個這樣的女人放在他的身邊：她用她的似是而非的愛情和過分的照顧煽起了他的利己傾向，鼓舞了他的種種弱點：使那些弱點在他的眼睛裡變成了美德。
他在結婚以前很窮，一一一她給他帶來了财富，她使他享受豪華，她成了他的保姆，他的管家，他的護士，她成了一個連一分鐘也離不開的最下級的必需品。
她對那個。
‘承繼歌德和海涅的地位的’詩人懷着一種永久的崇拜、忠誠、恭順到了極點，同時她卻用資産階級的豪華的鴨絨被毀壞了、悶死了他的才能。
”這本書的譯述，是巴金為中俄文化交流做的又一件好事，同時也為他二十年後準備把赫爾岑的《往事與随想》全部翻譯過來的計劃作了精神準備。
他一向很喜歡赫爾岑的作品，認為赫爾岑的文字帶感情，很感動人。
他就是喜歡這種帶感情的文字。
這一年，正是俄國的另一個作家契诃夫的逝世五十周年。
契诃夫在中國有廣大的讀者。
同時，他的作品也為巴金所喜愛。
巴金曾說契诃夫作品為讀
者留下了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俄國社會的縮圖，它把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産階級、沒落的外省地主、小職員等形象，都寫得十分出色。
但在巴金青少年時代，契诃夫作品卻并不曾為他所理解，他說：“我讀來讀去，始終弄不清楚，他在講些什麼。
”以後，他與它接觸多了，就認為有些“了解”，但是他又覺得它寫的反抗太少，看了後有一口氣憋不住的感覺，因而有時甚至感到厭煩。
在巴金有了長時期的生活經曆以後，他才逐漸喜歡了契诃夫的作品。
他發覺契诃夫寫的當時俄國社會的面目，和他筆下出現的人物，實際上在我們中國社會也經常出現。
特别在舊社會開始崩潰、反動統治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巴金發現到處都有契诃夫筆下的人物，到處都有契诃夫所謂的“黴臭”。
因而巴金說：“我翻開他的著作，就好像看見他帶着憂慮的微笑在對一些人講話，我仿佛聽到他那溫和而誠懇的聲音：”太太先生們，你們的生活是醜惡的！“巴金為此在這一年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目叫《紀念契诃夫的話》的文章，談他對契诃夫作品認識的經過，最後他終于下結論說：”契诃夫寫那種人物，寫那種生活，寫那種心情，寫那種氣氛，不是出于愛好，而是出于憎厭；不是為了欣賞，而是為了揭露；不是在原諒，而且在鞭撻。
他寫出醜惡的生活隻是為了要人知道必須改變生活方式。
“
不久，巴金應邀赴莫斯科，參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
他在那邊不僅會見了蘇聯作家費定、詩人馬爾夏克等人，還與民德小說家勃賴德爾、羅馬尼亞詩人别紐克、保加利亞作家斯托揚諾夫等人一起參觀了契诃夫紀念館，并到契诃夫墓前獻了花圈。
他在這一場合，還與契诃夫夫人克妮碧爾作了友好的交談，當然，他們是通過翻譯談話的。
這次在莫斯科，除了參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他連續看了幾場契诃夫作品的演出。
這些演出都是非常精彩的。
他看戲的地方是在莫斯科藝術劇場。
他在四年前曾在這裡看過契诃夫的《三姊妹），現在卻讓他連續看了兩個晚上的《萬尼亞舅舅》第一個晚上隻看了第三幕，沒有布景，隻有幾件簡單的道具，但是蘇聯人民演員奧爾洛夫演的萬尼亞舅舅的形象，使他難以忘懷。
第二個晚上，看的仍是《萬尼亞舅舅》，但是這次演出的是整個戲，而且既有道具，又有布景，同時巴金還帶了他的朋友焦菊隐的中譯本去，邊看邊讀，因而他從頭至尾都懂得台詞。
戲把他帶到舊俄時期的生活中去了，他把整個心靈都沉浸在劇情發展裡，最後，當萬尼亞舅舅伏在寫字桌上寫了兩行字，又停下來，聽到外面傳來的馬鈴聲，現出無可奈何的痛苦的表情時，巴金差一點也跟着他流出眼淚。
事後，巴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