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傾向的代表。
社論認為這種方針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社論還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鳴得很不夠，放得很不夠。
巴金從北京回到上海，正碰上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海格大樓邀集上海作家靳以、傅雷、羅稷南、許傑等人開座談會，說黨内整風，要讓大家特别是黨外人士提意見。
他希望巴金帶個頭。
巴金說：“以前我提意見總有點顧慮，因為雖說對事不對人，但事情總是人辦的，仍難免要牽涉到具體的人事上去。
現在領導上發揚民主，一再鼓勵大家講話，我還是那麼一些意見：我認為上海領導對文藝工作不夠重視，缺乏認真研究。
至于如何發展上海的文學創作事業，怎樣抓創作思想，如何加強研究繼承古今中外文學名著精華，提高文學作品質量等問題，也缺乏統盤籌劃。
上海過去有不少出版社出版文藝書籍，進行競賽；而現在卻隻有一家文藝出版社獨家經營。
出版部門出書考慮欠周到，問題很多，書又缺又濫，應出的不出，不該出的卻積壓成山。
初中語文課本有文言的教材，教師備課買不到參考書。
有的書卻印了十幾萬冊，堆在倉庫裡賣不掉。
去年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學習魯迅，而《魯迅全集》卻隻印了兩萬冊。
”
巴金的話，原是對事不對人，但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藝和出版的，正是那個張春橋。
當時張春橋雖沒有吭聲，但後來許多事情都證明：他心中十分惱火。
巴金又說：“如何開展文藝工作問題無人考慮，對作品的批判倒是經常有。
但隻有對作品的批判，缺乏對作品的鼓勵扶植，是無法繁榮文藝創作的。
”
聽了巴金的話，市委書記柯慶施臉色有點異樣，悶聲不響。
接着他又聽了靳以、傅雷、許傑、羅稷南等人的發言。
座談會本來定第二天繼續召開，因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訪滬，大家忙于接待，就把會議推遲到十天以後。
中共上海市委在原地方舉行第二次作家座談會時，主持人換了個領導同志，但這次在主持會議的人旁邊，卻坐着個從北京來的康生。
會上首先發言的是王西彥，他說上海作家協會不務正業，像衙門，盡做表面工作，不幹實事，抓創作不力。
接着是谷斯範發言，他說創作過分強調思想性，抓主要矛盾，表現正面人物，使作品都概念化，一般化。
兩人發言完畢，巴金又站起來講了話，這次他的講話似乎作了準備，他說：“上次我在會上的發言并沒有顧慮，報紙發表我的發言摘要倒像是有顧慮似的：不是沒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來，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錯了。
我想這樣做對百家争鳴不會有好處。
第一，領導上對文藝工作不重視。
說市委領導對文藝工作不重視，不是指對作家的安排不夠，也許有些人還照顧得太多了。
對作家來說，主要的不是照顧，而是能用自己的創作為人民服務。
過去有些作家窮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卻流傳萬世。
我說領導上不重視文藝工作，是說領導上對文藝上的問題沒有認真研究，認真讨論，卻常常匆匆作出決定，甚至發出粗暴的批評。
我們常常談領導，可是我作為作協上海分會主席，就感覺到作協的工作好像沒有人在領導。
這在作協裡面，也不曾專門研究創作問題，對怎樣發展創作、組織創作，可說都沒有人認真考慮。
究竟誰在領導作協，我也始終搞不清楚。
隻有在黨支部通知我寫某人的材料時，我才感覺到我在被領導，因為什麼時候要，我就得在什麼時候交。
《文彙報）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載作協召集劇作家座談會的消息中，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作協領導的新文藝出版社，今年這方面的選題就很少。
‘我就不知道作家協會怎樣在領導新文藝出版社？它連自己本身工作都不曾做好。
“
巴金在這裡提的意見，顯然既針對領導，也針對報紙。
他是挂名的作協主席，既不了解作家協會，更不了解報紙上所說的“作協領導的新文藝出版社”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他又幹脆地說：“總之，需要領導的時候，看不見領導；不需要批評的時候，批評倒偏偏來了！”
他舉了兩個實例，第一個是關于舉辦文藝俱樂部的事，他說這原是趙丹在政協一次會上提出的一個建議，後來全國作家協會理事擴大會上，把在京滬兩地各舉辦一個為全體文藝工作者服務的俱樂部作為計劃，提到周恩來總理面前。
周總理認為這個要求不高，還給俱樂部安排了一處房子，但是上海後來并沒有辦到，說是還有許多困難，這樣就把這個計劃放棄了。
可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