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幾個月，提倡勤儉節約了，報上忽然提起這件事，批評說這是鋪張浪費。
巴金說：“讀了報上這樣的批評文章，我就不股。
有個文藝俱樂部，讓全上海的文藝工作者在這裡經常談談話，交流經驗，作點觀摩演出，對文藝工作還是有好處的，并不違背艱苦樸素精神的。
”
他舉的第二個實例是關于雜文問題。
他說，去年六月在北京參加人代會，遇見胡喬木同志，他鼓勵大家寫點雜文。
七八月間，茅盾、夏衍和巴金自己都用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雜文。
當時上海報紙也找巴金寫，他就寫了《論“有啥吃啥”》等幾篇短文。
哪知文章發表後，黨報就有人化名作文反駁，還開座談會，請來一位負責同志發表談話，說寫雜文要學魯迅，抓主流，還要大家向群衆解釋商業部門的工作困難。
巴金說：“我當時聽了就不大滿意。
魯迅的雜文是針對敵人的，他否定了當時的政治社會制度，他認為制度不變更，錯誤缺點就沒法改正。
我們現在寫的雜文，是針對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點，隻是希望糾正缺點。
難道批評官僚主義，要求掃清社會
主義建設道路上的障礙，就不是主流嗎？“巴金又說，他這次從四川回來，聽說上海領導上提出要求我們寫文章做到全面。
”而事實上群衆提意見，是很難做到全面的。
因為他們沒有搞實際工作，無法了解内情，議論難免片面。
倒是搞領導工作的人，他們了解全局，按理應該做到全面看問題，而事實上也難免出現片面現象。
比如照顧高級知識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層樓，在報上大肆宣傳，甚至拍照，寫訪問記，讓大家知道這些人得到安排；等到發覺群衆有意見，認為讓這些人集中在一起，高高在上，也不好，這時領導卻又不出來講話，替他們分擔責任。
又比如，近兩年來，報紙上努力宣傳我們的生活怎樣美滿，舉辦時裝展覽會還不夠，連燙發的式樣都登報了，還為這些活動拍攝電影，鼓勵人們吃得好，穿得好，唯恐人們不注意生活上的享受；現在又在提倡艱苦樸素了，批評一些人追求享樂、奢侈的生活。
我們這樣翻來覆去做工作，看來也是不夠全面看問題的。
“
巴金終于談到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本身的問題。
他說：
“要抓好作協分會工作，得有專人認真研究問題。
我是專業作家，隻能做個挂名主席。
說實在，我和作協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時我代表作協在會上講話，也不都是我自己的意見。
作協辦的《文藝月報》，我也曾是挂名主編，起初還參加過一些會議。
在一次理事會上，有人還批評編輯隻強調藝術水平，而忽視政治水平。
我後來就表示過不能同意。
政治标準和藝術标準是不能分開來的。
作品沒有藝術性，就不能起政治作用。
《文藝月報》本身的藝術水平本來就不高，現在再強調不讓注意藝術性，那就可以不必辦這本刊物了。
在反胡風運動中，《文藝月報》來不及趕上轉載第三批材料，有人就在報上公開批評，說這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其實當時《人民文學》也沒有刊登。
結果是銷路從二十幾萬份跌到幾萬份。
《文藝月報》編輯中表示不同意批評的人，都被整得啞口無言。
這樣做法，隻是在鼓勵人作應聲蟲，和培養作家成為靈魂工程師的目标是背道而馳的。
《文藝月報》從創刊開始，和新文藝出版社一直不斷地有矛盾沖突，同樣是黨所領導的事業，何以不能有共同的語言，這很難使人理解。
”
在上海抓文藝工作的領導人，誰都知道是張春橋；在報社工作化名寫雜文要求人們提批評做到全面的人，也有很多人知道那是被張春橋後來頌揚為“金棍子”的姚文元。
巴金的發言剛結束，參加座談會的柯靈站起來說：“我想談一談文藝界的團結問題，這實質是黨群的團結關系問題。
黨群關系不好，雙方都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黨員。
聽說有一位黨員作家，對某一位黨外的老作家說‘誰知道你們在國統區幹些什麼，’我看這是一棍子打死的典型。
因為誰也沒辦法活回去，重新到解放區過日子。
這樣的思想作風，隻能像《人民日報》社論所指出的那句話：有點沾染國民黨的氣息。
”當然，接着發言的，還有許多人，他們的發言各有自己的角度，也各有自己的内容，但不論怎樣，從今天看來，當時這些發言還都是比較懇切的，與黨内整風的要求是符合的，縱使有的人說了些過頭話，也可以理解的。
至于巴金，他的這些話，誰都可以判斷出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懇切關懷，和一顆忠誠于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