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寫成後，沒有出版。
直到三十年後，當出版社準備把它編進《巴金全集》裡去的時候，巴金還在小說的前面寫了那麼一句話：“我寫了自己不熟習的人和事，所以失敗了。
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原來，巴金兩次到朝鮮戰場，在志願軍部隊生活了一年多，交了不少朋友，單是和他們的談話記錄以及積累的英雄故事，就有十多冊。
他确實從内心愛像楊林這樣純樸的戰士，但他覺得仍沒有把他們寫好。
當時《三同志》脫稿後，他曾交給蕭珊看，蕭珊也同意把這部小說鎖在箱子裡，不拿出去給人看。
她隻說了一句“小說要有點情節”的話。
巴金了解所謂缺少情節，主要是由于自己還不夠深人生活，探索到人物心靈的活動。
到了九十年代，巴金在給《巴金全集）編者王仰晨的信中談到這件事時，他說：“其實寫自己不熟習的生活，寫自己不熟習的事情，對作家來說，是自讨苦吃，除非深人生活，把不熟習的變成熟習，作家就難寫出一個活人，更
不要想寫出什麼成功的作品了。
“
但是一九六一年的成都，巴金在完成《三同志》寫作的同時，還是感到好久以來不曾有過的心境舒暢。
原來他正做一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這就是他正在校改長篇《寒夜》，他覺得改得很痛快，很符合自己的心願。
他喜歡《寒夜》，雖然不久前還有人在批判它，說什麼“沒有寫出黨的力量”，但他現在有了信心，縱然他過去自己也說過這是一本悲觀的書，絕望的書，但現在他經過思考，深知它并不是一本悲觀的書，更不是一本絕望的書，相反，它是一本希望的書。
因為他寫的這本
書，在控訴舊社會，舊制度；目的在驅除黑暗，迎接光明！他寫《寒夜》，比寫朝鮮戰場小說順利得多，因為《寒夜》寫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是按着他長期經曆的舊社會知識分子所過的生活提煉成的；并不是臨時“下生活”聽人家說說寫成的，更不是從别人閑聊中偶然聽到一兩句話演化而成的。
他在成都生活安定，工作順利。
但是當他走出自己所住的小樓，卻發覺成都經過“大躍進”，也跟其他地方一樣，“三年自然災害嚴重”，物資缺乏。
他看到街上有的地方挂着“本日供應蔬菜”的牌子，有的地方則寫着“供應涼粉”的字樣，從那邊過來的人，端着碗在埋怨“就這樣一點點”。
而當巴金去姑母家，卻發現他少年時代十分親近的“香表哥”濮季雲，正從灌縣都江堰退職回來，他身體不好，人很瘦，國家經濟困難，年齡還不滿六十，人家就把他打發回老家來。
巴金見他意志消沉。
打不起精神的這副模樣，想起年輕時表哥在李家談得晚了，就留下來與三哥堯林和自己睡在同一個床上。
三個人躺在一起太擠，大家便橫着身子睏覺。
這個表哥與三哥同一個班級，在外國語專門學校讀書，是巴金學英語的啟蒙老師，有時還告訴過他不少科學常識，巴金對他印象很深。
這次巴金約他一同到中山公園喝茶，這也是青年時代一起來玩過的地方，而現在人事全非，更增加了香表哥無限傷感。
過了一些時候，巴金又去姑母家，卻見表哥已躺在病床上，無法起來迎接他。
巴金見他的床邊桌上放着滿滿一杯藥汁，還不曾喝，就端起杯讓他喝了。
表哥喉嚨比過去更嘶啞了，他說自己是“肝火旺”，醫生講過“不要緊”。
但巴金後來聽自己的侄兒李緻說，他在醫院恰逢濮季雲在那邊看病，看來他患的病，有點像肺結核，曾勸他住院治療，但他不願意，因為在國家經濟困難期間，病人更倒黴，住院不見得有好的護理，也不見得有好的飲食。
他終于搬住到城外他兒子住的宿舍裡去了。
巴金請他的侄女李國瑩去看他，回來說他的神色越來越不好，營養不良，要吃挂面也買不到。
巴金連忙設法替他弄了一些挂面，叫侄女騎自行車送去；幾天以後，消息傳來，他去世了，沒有追悼會，沒有喪儀，一死就把他的遺體火化了。
巴金知道後，覺得出乎意料，同時也感到十分難過。
他對香表哥，像對自己的哥哥一樣，有多少話要對他說！但是太意外了，就這麼快，離開了這個世上！他這個時期正在修改《寒夜》，而他的香表哥，竟也像小說中的汪文宣一樣，咽了一口氣，就把這個世界扔下了！巴金的姑媽也為兒子死得凄涼而十分悲憤。
老人家過了沒多少日子，也去世了！巴金覺得對這一家人像欠了一筆債似的，感到不安。
巴金覺得知識分子長期受苦的悲劇應該很快終止，他把校改過的《寒夜》校樣，從成都直接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責任編輯，第二天就乘火車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