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為一種力量。
人世應當有廢名那樣的隐士，更應當有巴金那樣的戰士。
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
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于人性。
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卻各自完整的意義。
例如"态度"，一個人對于人生的表示，一種内外一緻的必然的作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扡格。
了解廢名，我們必須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們尤其需要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
所謂态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
我說"全"，因為作者采取某種态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擯。
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訴道："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贊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裡面的一段事實的叙述或者一個人物說的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分析、批判。
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斷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
從天真的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裡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
巴金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
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
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
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為工作，不是為自己（實際是為自己），是為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為，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
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勵，安慰，他們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潮；他們急于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紮，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來了，巴金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裡的人物一起哭笑。
還有比這更需要的。
更适宜的。
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鐘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那樣鐘愛他的作品。
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
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不曾想知道過。
大學裡有關于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裡有種種關于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仆人中間是不存在的……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
"《将軍》序）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
他是有所為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
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的理。
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如若文學是人生的寫照，如若藝術和人生雖二猶一，則巴金的小說，不管他怎樣孩子似地熱拗，是要"被列入文學之林"，成為後人了解今日激變中若幹形态的一種史料。
巴金翼擴他的作品，純粹因為它們象征社會運動的意義："我寫文章不過是消耗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費自己的活力。
我的文學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卻不能夠禁止。
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驅使我，要我拿起筆。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掙紮。
"（《将軍》序）在另一篇序内，他開門見山就道："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
"（《滅亡》序）記住他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我們更可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訓（不是道德的，卻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視文學而鐘愛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從來沒有膽量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但是我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