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和它是不是武俠小說沒有關系。
問題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夠感動人，有沒有意義，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俠的方法來表現。
杜：您剛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動人是否有意義的問題，那麼，您是否認為，這兩點就是決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價值的條件？
金：每個人對文學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文學主要是表達人的感情。
文學不是用來講道理的，如果能夠深刻而生動地表現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學。
我不贊成用“主題”來評斷一部作品。
主題的正确與否，并不是文學的功能，如果要表現某一種特定的主題，一篇理論性文章會更好、更直接。
杜：那麼您認為文學的功能，不是用來說教，用來講道理的？
金：對，我認為文學的功能是用來表達人的感情，至于講道理，那就應該用議論性的、辯論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報上寫的社評（貴報南洋商報經常轉載的）。
但是，這并不是文學。
杜：從這個角度來看，您的武俠小說，主要是要刻畫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種表現？
金：對，就是人的個性、人的情感。
中國人向來就喜歡說“文以載道”，認為文章的目的，是用來講道理的。
當然用文字來講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極重要的功能，但那并不是文學。
杜：我看過一些有關您的評論文章，它們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強烈的俠義精神，特别是義氣這一方面。
金：“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有些文學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講一匹馬或一隻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們身上來表現，實際上到底動物的感情如何，我們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寫的，是人的感情和個性。
文學作品要表現人類哪一種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強烈的愛，很強烈的恨。
所謂義，或者說是特别的一種情誼，都是屬于人的感情。
當然，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别的部分。
杜：這種俠義精神，在中國應該是淵源自《史記·刺客列傳》那一脈俠義文學的傳統吧？
金：應該是的，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别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杜：除了中國的俠義文學傳統之外，西方文學對您的作品，是否會發生影響呢？
金：有的外國小說、電影，特别是外國的動作片，它的俠義精神也是很強烈的。
西方很強調動作，類似武俠小說的地方也很多。
我們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東西方交集的社會，不是純粹東方或西方的社會，耳濡目染之下，當然會受影響了。
有些新的中國畫和中國音樂，受到西方藝術很大的影響，中國小說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現方式來寫中國的人與事。
我覺得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方式來寫現代的人與事，也未嘗不可以試驗，像張恨水的小說就很受人歡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現代社會裡，武俠小說所具有的，隻有純粹欣賞作用，還是具有其他影響作用呢？
金：文學必須有一定的影響和功能，不過，我個人不想把文學當成是一種影響社會的工具。
我覺得這些都是副作用，藝術本身還是藝術，它并不是追求什麼目的，隻是追求一種美感。
人的價值觀念有許多不同的範疇，科學是追求真實，像牛頓和愛因斯坦，他們所研究的隻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會有什麼其他作用或影響，他們不會想到發明這個定律之後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至于宗教的道德觀念，則是在研究善與惡的問題。
文學藝術則是側重于美或不美的追求，至于真假善惡，則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這種講法會有很多人不贊成，很多文學理論家喜歡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論。
他們總喜歡談論某一部小說對人們有什麼效果，那首音樂對人們又有什麼好處。
有個笑話，說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聲來，說樂聖貝多芬可是一個脾氣怪得透頂的家夥。
）對，貝多芬自己的性情卻一點也不好到那裡去。
哈哈，所以，我覺得聽音樂隻要覺得好聽不好聽就可以了，至于聽了之後你會變得好一點或壞一點，相信不會是音樂家作曲時想追求的效果。
音樂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響樂究竟是要表現什麼，大概連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釋，說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是表現人對命運的奮鬥、抗争；升C小調鋼琴奏鳴曲是表現月光的意境等等。
其實它原來未必是那麼一回事，都是後人添加上去的。
音樂很抽象，人們給它添上各種解釋，那也無所謂。
小說是具體的文字，人們就很喜歡研究某一部小說對人是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