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是這樣的作品。
而所謂“自傳”、“寫實”說，是認為作者對他所描寫的生活現象（包括他自己的和别人的），沒有加以任何的選擇和藝術的概括，更沒有滲入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評價，而隻是很客觀地、冷靜地記錄這些現象。
這種徹頭徹尾的資産階級的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點，可以導緻種種荒謬的結論，這是必須加以批判和反對的。
新證能夠整理出曹雪芹的家世事迹，尤其是從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這對于了解《紅樓夢》所描寫的封建社會和貴族大家庭的生活内容，以及作者的經曆對他創作的影響，是有幫助的。
對曹家由盛到衰的較詳細的考證，特别是對标明着這個封建貴族家族由盛轉衰的主要時代，即從曹寅到他的二字曹颙、曹頫的時代的考證，除去摻雜在其中的一些不正确的說明外，僅就材料來看，确已叙述出曹家“百年盛世”的生活景象。
這就有助于論證：像曹雪芹這樣的一個偉大作家，能創作出反映着整個時代的複雜的精神面貌的巨著《紅樓夢》，的确是概括着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家庭的生活面貌，這并不足為奇。
第三，從上面的一個問題必然引到這樣一個結論：正因為《紅樓夢》的作者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曆，有過書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樣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創造出像賈寶玉、林黛玉等貴族青年的叛逆形象和悲劇性格，描繪出封建統治者黑暗、虛僞、腐爛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會崩潰前夕的完整的畫幅。
但是，肯定新證在考證上所獲得的成就，也決不意味着完全肯定其觀點和方法的正确。
新證的觀點和方法上的錯誤，不僅妨礙了作者正确評價《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成就，也大大妨礙了作者應該作出更多的成績。
其原因不單是“由于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有錯誤”，而是并不了解現實主義藝術創作規律的真實内容。
周汝昌同志在《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一文裡，曾經說過：
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馬克思主義而又接觸《紅樓夢》這一題目，在考證方法上就會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筆者個人就是一個例子。
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
“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證明。
⑶
作者能夠認識并虛心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值得歡迎的，但新證的錯誤，卻不是簡單的如作者所說的，隻是“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
周汝昌同志曾一再說明：“曹雪芹小說之為寫真自傳，卻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了，絲毫再沒有疑辯的馀地”⑷，并且聲言新證的“主旨在于對勘這部小說的寫實性，一切材料，都拱衛着這一個目的”⑸，即為了達到證實《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的最終目的。
換成胡适的話說，就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狲散”的“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作品。
用俞平伯的話來說：“《紅樓夢》作者底最大手段是寫生”⑹
，“作者底态度隻是一面鏡子，到了面前便須眉畢露無可逃避了，妍媸雖必從鏡子裡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鏡子卻不能負責。
”⑺在自然主義“自傳”說的觀點上，新證和胡、俞取得了一緻，并且用全部的考證工作發展了這個觀點，所不同的隻是新證删削了“新紅學家”們的自相矛盾的說法，突出地強調了“自傳”說。
周汝昌同志在談到寫新證的動機時說，“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密切地結合起來看問題。
”⑻這樣的動機當然是好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問題的态度，是不能僅僅相信動機而不看他的實際行動以及所産生的客觀效果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
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準。
”⑼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檢查新證的内容，新證的錯誤觀點是比較突出的。
我們以為，新證對于作家和作品的所謂“社會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
作者在“引論”中雖然談到“乾隆朝乃是幾千年封建社會宗法家庭的崩潰的一大轉折點，極盛之中孕育了衰危。
”⑽但是，他并沒有用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