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沒有把它看作完全正确。
因此，周汝昌同志把魯迅前期對《紅樓夢》的看法孤立地截取出來，為自己的見解作辯護是不妥當的。
因為魯迅後來在《且介亭雜文末編》中，就以更科學的見解批判了新紅學派的“寫實”、“自傳”說，他說：“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
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隻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幹了。
例如《紅樓夢》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筆者按：應為馮粹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
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
”⒃魯迅以這樣對《紅樓夢》典型創造的深刻見解，尖銳地批判了胡适的說法，當然也就改變了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某些看法。
新證的作者是善于考證的，為什麼就偏偏忽略了魯迅的這段重要的話呢？為什麼不從魯迅對《紅樓夢》的全部觀點中去選擇正确的科學的看法，而僅僅抓住某一點加以強調呢？“倘若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⒄。
周汝昌同志在這裡直接地違背了魯迅關于評論一個古典作家的科學主張。
問題不難回答，與其說周汝昌同志是想證實和發揮魯迅對《紅樓夢》的見解，倒不如說是利用魯迅的話來給自己的考證作招牌。
由此可見，周汝昌同志通過考證所努力證實的就根本不是魯迅的看法，而恰恰是胡、俞二人的錯誤看法。
這層微妙的“傳統”關系，完全足以說明周汝昌同志錯誤觀點的淵源及其“傳統性”。
這樣間接地推論和“考證”的結果，也許不會認為是“偶合”吧？
從魯迅後期對《紅樓夢》的正确看法出發，還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紅樓夢》的确是概括着曹雪芹自己的一些親身經曆。
但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旦将自己的生活經曆，通過藝術概括的手段，把它熔鑄到整個藝術形象中以後，那些經曆也就不再是一堆事實真象的機械結合，而是以藝術形象的魅力來影響讀者。
任何不具有藝術概括和藝術魅力的“生活實錄”，盡管是“精剪細裁”，也仍然是生活現象的記錄而已，而決不是文學作品。
周汝昌同志除了用考證來證實《紅樓夢》是“寫實”“自傳”之外，又特别搬出“脂批”來作為說明《紅樓夢》“寫實性”的根據，這樣作也是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能正确地理解魯迅的看法，那麼，對“脂批”的問題，也就可以大體上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管脂硯齋究竟是曹雪芹的“舅舅”、“叔父”，或者“棠村”、“史湘雲”，但可以肯定是和曹雪芹同時代的人。
脂硯齋在批語中指出了《紅樓夢》的一些故事情節是曾經發生過的事，甚至批者本人也曾經親身經曆過、參加過。
但是，這都隻能說明曹雪芹在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中，的确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經曆，說明他的創作有深厚的生活基礎，而不是憑空捏造。
然而卻不能因為“脂批”說某些細節是“真有其事”或“作者與餘實實經過也”，就一口咬定《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
脂硯齋以其對曹雪芹的了解和追懷過往的感傷情緒來批點《紅樓夢》，其可貴的貢獻是提供了《紅樓夢》創作的某些現實生活基礎，而作為文學見解來看，脂硯齋并不能完全理解《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與思想價值。
所謂“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何嘗不是曹雪芹對他的同時代人的一種感慨啊！脂硯齋對《紅樓夢》的總的看法，從文學批評的觀點來看，也僅僅是而且決不可能超過“自傳”說，借用一句不太恰當的話，仍然是“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這當然不是資産階級的那種自然主義文學觀）。
因此，要運用“脂批”來幫助理解《紅樓夢》，如果不擺脫“新紅學派”的“脂批”的符咒式的崇拜，用科學的文學理論給以合理的正确的解釋，就不可能跳出“寫實”“自傳”“自叙”的泥沼。
“新紅學家”們以及周汝昌同志都是以這樣的态度信奉着“脂批”，為他們的自然主義“寫生”說作辯護，以否定《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和真實的思想價值
正因為周汝昌同志強調《紅樓夢》的“寫實性”（這一概念和胡适、俞平伯的“寫實”概念并無不同），所以才徹底否定後四十回《紅樓夢》，痛罵高鹗，主張“把他的僞四十回趕快從《紅樓夢》裡割下來扔到字紙簍裡去，不許他附骥流傳，把他的罪狀向普天下讀者控訴，為蒙冤一百數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曹雪芹報仇雪恨！”⒅這種對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