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編年”是新證最龐雜的一章，共二五○頁，占全書三分之一以上。
上起明崇祯三年（一六三○年），下至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
其中雖然有一部分（如上面肯定過的）可取的東西，而絕大部分是前人的詩文集、志書、墓志銘等摘錄，對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真正史料。
尤其是曹雪芹時代的，卻提供的很少。
因此，也無法通過這個“史料編年”更好地了解時代對曹雪芹創作的影響。
在“新索隐”一章中，作者有走向了另一個錯誤的途徑。
“新索隐”共七十五條，其觀點和方法并沒有邁出舊索隐一步。
舊索隐固然有些是毫無根據的亂談，或者是生拉硬扯的附會，而“新索隐”則是牽強附會地企圖證明《紅樓夢》雖虛亦實之處，連時間也和曆史吻合。
至于詩詞和境界的描寫，則相似于某詩某詞，“色”“空”觀念來源于《金瓶梅》，賈琏和尤二姐的調情來源于《聊齋》等等看法，又和俞平伯對于“傳統性”的理解，取得了一緻。
“雪芹生卒年與《紅樓夢》年表”一章，是作者認為“最有意義的一個收獲”，實際上卻是作者的錯誤觀點發展到了頂峰。
作者“把《紅樓夢》全部讀過，凡遇紀年日季節的話，和人物歲數的話，都摘錄下來，編為年表，然後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數和小說配合起來”，“配合的結果，二者符合的程度竟是驚人的”，“從雪芹出生配合寶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歲，書中寶玉也正好十三歲”⑿。
于是，作者得出結論說：“這樣一部大書，百十萬言，人物事情，繁雜萬狀，而所寫歲時節序，年齡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實在令人不能不驚奇！”⒀對于文學作品的考證工作竟能達到如此的“成功”，作者也就不禁欣欣然而認為：“可見曹雪芹的小說原是當年表寫，脂硯齋也當年表看”，因而他就自稱其考證工作“剛好是雪芹本意的複原”⒁。
但是，我們認為，這不能不是極端的穿鑿。
一部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自然也要求細節描寫的真實。
《紅樓夢》在這方面的成就也比較突出。
《紅樓夢》的故事情節，是遵循着反映現實生活的客觀進程，描寫得有條不紊，入情入理，精微細緻，顯示了小說的典型創造的藝術真實性。
但是，藝術的真實并不等于事實的真實。
如果像周汝昌同志這樣，有目的地把曹雪芹本人的生卒年月和作品中人物的年月配合上去，處處采取主觀附會的方法，不僅可以使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和賈寶玉相符合，也可以和書中任何一個人物相符合，甚至也可以“符合到驚人的程度”。
然而，問題不在于二者在客觀上是否真正相符合，而是在于周汝昌同志有目的地使其相符合。
這樣的作法，不過仍是一種“鬧着頑”的文字遊戲而已，算不得真正的考證。
通過以上對新證主要内容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貫穿着全書的主要錯誤，決不僅僅是如作者所說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而是在觀點上繼承并發展了胡、俞的“寫實”“自傳”說。
新證的全部考證工作，就是在這個觀點的指導下進行的。
《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之說，是作者的考證工作的出發點，也是最後的結論。
正因如此，所以周汝昌同志才認為，《紅樓夢》的人物、故事、情節、時間、地點以至于種種生活小節的描寫，都有事實的根據。
這樣，就不難了解作者所歌頌的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的真實内容是什麼了。
周汝昌同志認為，新證“主要還是想強調魯迅先生的‘寫實’‘自叙’說”，自己似乎是魯迅的忠實追随者。
但在這一問題上，魯迅是不能為作者辯護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确引述過胡适、俞平伯的“寫實”、“自傳”說的部分看法和考證材料，同樣，胡适在考證章回小說時，也引用過魯迅的看法和材料。
但魯迅對《紅樓夢》的全部看法卻和胡适、俞平伯的看法有着本質的不同。
魯迅所強調的《紅樓夢》的“寫實”，“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
……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⒂而且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戰士，是有着他的發展道路的。
他在《三閑集序言》中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
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别人--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
魯迅在一九二○----一九二四年寫《中國小說史略》時的思想，仍然是進化論的思想，有些看法還不完全科學，而他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