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态度，在他的小說中，固然不能否定有時也有敷衍故事的現象，從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淺俗和雷同，但在總體上，金庸并沒有将愛情當成佐料或廣告來寫，而是認真地按照環境與個性複雜而獨特的矛盾關系、按照不同人物的不同氣質和心理來叙述不同的愛情故事。
以此為基礎，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更進一步地建立了它的獨特的藝術真實形态。
無可疑問，金庸的小說屬于虛構的浪漫的傳奇，其中的愛情故事亦屬于騎士的浪漫史。
但金庸的愛情世界并非建立在浪漫的虛構上。
一方面，金庸廣泛涉及了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真實的愛情生活及愛情文化心理的内容—
—這在一般的武俠傳奇小說中是難以想象的——諸如前面提到的《書劍恩仇錄》一書中的陳家洛的母親徐潮生，當年青梅竹馬的戀人是于萬亭，而她的婚姻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決定，嫁非其人。
再如《飛狐外傳》中的袁紫衣的母親袁銀姑被惡霸鳳天南強奸和霸占、又被僞善的湯沛欺淩與侮辱的慘痛經曆，這些都無疑具有明顯的生活真實的特征。
小說中的愛與性、愛與婚姻以及愛與倫理、愛與道德等等觀念及其形式，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獨特的愛情文化的風貌與本質。
當然，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的主要内容，顯然是屬于虛構與傳奇形式的。
小說中存在的大量的“婚姻自生、戀愛自由”等等現象，都是中國古人所難以完全做到的，而在金庸的小說中（在梁羽生、古龍等人的小說中也一樣）
“男女平等”似乎早已實現了。
不過，就愛情的描述而言，這種“男女平等”
的虛構，乃是讨論或探索愛情真義和本質的必要的前提。
否則我們就無法真正地直入愛情世界。
——在我國文學史上，乃至在人類文學史上的愛情悲劇的故事常有兩種基本的模式：一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或“梁山泊與祝英台”
模式，即愛情與命運的沖突模式，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那是因為總有一股外在于愛者的力量阻撓着，與這種強大的外在社會力量相比，情人們的弱小無助，格外地使人憐憫和悲傷。
如我國民間四大愛情傳奇故事《梁山泊與祝英台》、《孟姜女》、《牛郎織女》、《白蛇傳》等等基本上都屬于這一模式。
梁山泊與祝英台的愛情悲劇是由于父母的反對而造成的；《孟姜女》中秦始皇修長城是一對和美夫妻天各一方；牛郎織女的相隔相望的悲劇是由王母娘娘造成的；而白蛇與許仙的美好戀情則是由多事的法海和尚竭力破壞的，可見無論人間天上、神仙（王母）皇帝（秦始皇），都不允真正美好的愛情自由的發展與結合，父母之命以及多事的法海和尚成為否定愛情的決定性符号因素就更容易理解了。
另一種愛情模式則是“夢幻式”——也許這種夢幻的“神仙眷屬”理想正是建立在悲劇的現實基礎之上——梁山泊與祝英台不能在人間結合，便雙雙“化蝶”，《牡丹亭》中的男女主人公也經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非人間的浪漫曆程；《西廂記》中張生與崔莺莺的婚事，也需要張生點了狀元作為“條件”（這事實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夢幻，有幾個書生能如願地做狀元呢？況且這一交換條件本身已經變成了愛情的反動），可見“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隻不過是一種永恒的夢幻或理想。
曹雪芹要将記述他的生活經曆的故事命名為《紅樓夢》恐怕也是有這方面的考慮的。
總之，無論哪一種模式，其對愛情自身以及具體的戀愛主人公自身的描述都是簡單、抽象、符号化的。
這些愛情故事，無論是悲劇或喜劇，都要到愛情之外去尋找否定或肯定的支撐點，外在勢力的強大掩蓋了愛情與愛人本身的種種有缺陷的真相。
金庸的愛情世界，則通過男女平等的虛構，直接進入純粹的愛情的核心領域，直接而真實地刻劃愛情主人公們的種種真實的形态與神态。
這正是它的深刻之處，它是——正為維克多·雨果所言——“借暫時的人物來描寫永恒的人性”（《九三年·序》）。
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是真正的情人的世界，進而，是真正的人的世界。
在這裡，作者給我們揭示了，人成為真正獨立而自由的人（男女都一樣）以後的愛情故事及情愛的本質。
這才是真正的情愛的本質。
過去的愛情故事總是建立起一個虛幻的夢想，以為“婚姻自主、戀愛自由”便會“萬事大吉”，金庸的小說徹底地打破了這一迷夢。
從而使我們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更深的真實層次。
概而言之，金庸的小說叙述的不僅僅是一些美好動人的愛情故事，而是——在這些愛情故事組成的情愛世界中——揭示了愛情與民族文化、與社會現實、與倫理道德的多方面的沖突的同時，也還進一步揭示了愛與性、愛與婚姻、愛與宿命、愛與個性、愛與事業、愛與死、愛與仇怨以及愛與人生（在各方面）的種種複雜的糾葛，最後，它揭示了愛情心理以及愛與人性的自身的深刻的、多方面的矛盾本性。
就其豐富性而言，金庸小說的愛情世界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