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而且“她到了弘曆身邊以後，很可能在弘曆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就已經得到了寵幸，成為了一個王妃。
”這些宮廷秘史不見任何記載，不知劉心武先生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我看這是看武則天的故事看多了。
這些荒唐可笑的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
不要說曆史上沒有這樣的事情，曹雪芹家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女子，即使就編故事來看也是蹩腳的故事，不知劉心武先生怎麼想的出來。
在劉心武先生的講座和書中牽強附會的東西非常多，比如他對“三春”的解釋就是典型的例子。
《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有一贈言：“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這本來的意思是春光逝去後，衆花都要落盡。
隐寓賈家三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或死或遠嫁後，大觀園衆多的姊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預示賈府最後衰落的結局（見蔡義江先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
劉心武的解釋卻是“三春”不是指元春、迎春、探春，而是指三個春天。
那三個春天呢，就是乾隆元年的春天、二年的春天、三年的春天。
“三春去後”就是“三度春天過去”。
還說：“乾隆元年、二年、三年，這三個美好的春天過去之後，在第四春的時候，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可《紅樓夢》中寫“三春”有好幾處，如第五回惜春的判詞“勘破三春景不長，缁衣頓改昔年裝”，第五回《紅樓夢曲?虛花悟》中的“将那三春看破”，這都能解釋為三個春天麼？特别是元春判詞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照劉心武的解釋，“三春”就是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個春天，那這裡的“初春”又做何解釋？這又怎麼講？劉心武先生說：“賈元春她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封為賢德妃的第一年，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
”如果可以這樣講，那麼“三春争及初春景”這句話就成了“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個春天啊怎及乾隆元年的春天”，這通麼？劉心武先生為了與政治事件、重大變化挂鈎，胡亂解釋，牽強附會，顧此失彼，矛盾百出。
這種解釋都是很可笑的。
劉心武最大的問題在于他混淆了文學和曆史的關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與文學創作、文學形象的關系。
他不是用文學的眼光去看《紅樓夢》，而是搞索隐，可以說他是把索隐和自傳說結合起來，并發展到極端。
劉心武先生一再強調《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他說：“我越細讀，就越相信書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而他認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破解《紅樓夢》的總鑰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紅樓夢》的巨大秘密”。
且不說《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像劉心武所說都有生活原型，即便是有生活原型，當生活原型進入文學作品，成為文學形象，那麼生活原型與文學形象能完全是一回事麼？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作家創作“取人模特兒”一般用兩種方法，一是專用一人，二是雜取種種人，而他向來是取後一種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
他說：“……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
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隻有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幹了。
例如《紅樓夢》裡的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裡的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魯迅先生的精辟論述闡明了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紅樓夢》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也不是清史實錄，它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
我們隻能用文學和藝術的眼光看《紅樓夢》，研究《紅樓夢》。
用劉心武的方法是不可能找到解讀《紅樓夢》的鑰匙的。
劉心武先生說，他也不認為《紅樓夢》就是一部政治小說，可他的探佚、考證、索隐都是在強調《紅樓夢》中充滿了政治鬥争，充滿了陰謀、奪權等。
比如，《紅樓夢》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賈母行酒令時說了一句“頭上有青天”，不過是一句俗話，有所謂“做人要憑良心”的意思，可在劉心武那裡就成了什麼雍正死了，乾隆繼位，給曹家帶來了新的生機，所以賈母用“頭上有青天”稱頌乾隆；還有史湘雲說了一句酒令“雙懸日月照乾坤”，這本是李白的詩句，劉心武則解釋為日月雙懸，是宣示在曹家“他們的頭頂上，有兩個司令部”雲雲；甚至連賈雨村的詠中秋詩“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也成了“隐伏着一種政治形勢，就是在‘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情況下，月亮已經非常地膨脹了”。
更可笑的是張友士給秦可卿開的藥方，諸如人參、白術、雲苓、熟地、歸身等中藥也都是“進行秘密聯絡，亮出的一個密語單子”。
《紅樓夢》那是什麼文學作品，簡直是一本密電碼。
在劉心武的解讀下，《紅樓夢》豈止是政治小說，簡直是一部《清宮秘史》。
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劉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學創作，那麼他把《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說成是類似“清宮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