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紅學家，不等于人人都成為學術研究者。
學術要民主，也要守規矩，講學術民主，不等于不需要學術規範，按照學術規律辦事。
其二，學術不是政治，文藝創作不能政治化
《紅樓夢》是我國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宮廷秘史之類的政治影射作品和家史興衰的實錄，不能将《紅摟夢》文學作品政治化。
有些人似乎還停留在40多年前的文革思維定式上，力圖将《紅樓夢》政治化，用階級鬥争為綱、“利用小說反黨”的思考來解讀《紅樓夢》，把《紅樓夢》說成是一部利用小說隐寫帝位更疊權力争鬥的政治傳記小說，這無疑是嚴重歪曲了《紅樓夢》本意和大大低估了《紅樓夢》的社會文化影響。
我們隻能根據紅樓夢的文本，依據現有的檔案和文獻資料來研究和解讀紅樓夢。
文革已經過去了近40年，現在的所謂“秦學”雖自稱有學界高人指點，也非真正的創新，它其實隻是文革“階級鬥争為綱”、“利用小說反黨”論的沉渣泛起。
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走不出文學作品政治化的解讀怪圈，中國文學創新繁榮的新時代是難以到來的。
從“秦學”的學術政治傾向看，實在是一種錯誤思潮的回歸。
人們有理由懷疑，如此熱衷于宮廷争鬥的文學描寫和推理，是否有利于文學繁榮和學術創新。
其三，正常的學術批評不能被視為“圍毆”
現在有媒體把一些紅學研究者對于劉心武先生缺乏事實依據的“秦學”論提出不同意見，說成是“圍毆”，這是不公平的。
因為根本不存在所謂“圍毆”的事實，我們不能一聽到批評“秦學”的意見就指責批評者是“圍毆”。
事實上在劉先生的“秦學”傳播了很長一段時間、“秦學”書籍在市場大為熱銷後，一些紅學專家和清史專家為了澄清事實，才被迫做出比較溫和的反應，如果把這樣的不同意見的争議和批評說成是“圍毆”，我們還有什麼百家争鳴可言？難道隻許劉心武和中央電視台放火，批評者連點燈的權利也沒有。
事實上中央電視台可以而且應該本着在争鳴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持有不同意見的學者提供相同的時間，或者相對于劉先生宣講的1/3到1/4時間在同樣的講台上講述學者不同的學術見解。
現在隻是幾位紅學家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同意見，就被視為“圍毆”，而劉先生借助中央電視台向億萬觀衆進行“秦學”轟炸卻反受贊揚，實在有失公道。
至于說什麼“官方紅學”“圍毆”了“草根紅學”，更是與事實不合。
人們清楚劉心武先生絕非“草根”之輩。
有人把紅學會稱做是“官方”，那麼劉心武先生任職副主席的北京作家協會和曾任主編的《人民文學》就是“民間”而不算“官方”麼？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文章不是早在13年前在被他稱為“官方”的《紅樓夢學刊》上發表過麼（《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1992年第2期第147-170頁），他的許多宣揚“秦學”的新著并非出版在民間出版社，而是官方出版社，官方最為權威和最有影響的中央電視台為劉提供了常人難以享有的長時間宣講，這難道還算“草根”？顯然“草根”紅學說根本站不住腳。
至于已經退休故屬“草根”之說也難成立，劉先生已經退休，持不同意見的蔡義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同樣也已退休，本是同根同源，“草根”、“官方”之别從何而來？事實上并不存在所謂“官方”紅學與“草根”紅學之争，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專家、權威、票友、草根紅學和官方紅學的區别。
現在有人刻意渲染所謂“草根”與“官方”之争，以顯示自己是代表民間，已經退休、“疲憊不堪”、處于弱勢地位受到代表“官方”的主流壓抑和“圍毆”，以博取不明真相人的同情，這是另有所圖的，也很不利于紅學共同體的和諧發展。
其四，學術問題的是非判斷不能援引民意調查，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學術之争，既不能訴之行政幹預和司法裁決，也不能依靠民間投票、民意調查的多數和少數來決定是非。
學術是非的判斷隻能靠健康、平等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