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中風症，從醫學上講，是由腦血栓形成的。
”
“嚴重嗎？”
“是最最――怎麼說呢――目前還很嚴重，很危險。
如果您的丈夫搶救過來――當然，現在還很難說――他也不能說話，不能走路了。
他心裡是清楚的。
但是，已完全癱瘓了。
”
吉爾離開莫斯科之前，大衛打電話給她。
“我無法對你說，我是多麼難過。
”他說。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邊。
什麼時候你需要我，我就來，一定記住。
”
歸程是一場難堪的舊戲重演。
飛機裡放着醫院的擔架，急救車從機場徑直開回家，然後是開設了一間病房。
不過，這次有點不同的是，吉爾一經允許探視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髒仍在跳動，他的主要器官都還活着，從各方面說，他還是個活體，然而卻又不是。
應該說他隻是一個有呼吸、有脈搏的屍體，一個氧氣罩裡的死人。
身上插着的針管和針頭像導管一樣，輸進各種液體，維系他存活下來的生命力。
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難看。
嘴唇翻着，露出牙床。
整張臉看上去總是在笑。
“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
”俄國大夫是這樣對她說的。
那是幾個星期以前的事了。
現在他們已回到貝萊爾市自己的家裡。
吉爾到家後，立即打電話給凱普蘭大夫。
凱普蘭大夫又找來一些專家。
這些專家又找來更多的專家。
答案完全一樣：一次嚴重的腦血管損傷――摧殘中樞神經的重度中風。
康複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晝夜都有護士輪番守護，還有理療醫師來替托比治病，但全都是擺擺樣子而已。
接受這種全面治療的對象，已完全奇形怪狀了。
托比的皮膚全部呈黃色；頭發大片大片地脫落；癱瘓的肢體出現萎縮，皮膚完全松垮下來。
臉上始終是那副無法自控的怪笑。
他難看極了，簡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還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
他的眼睛仍在發光。
這是被殘廢身軀禁锢着的一種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他所遭受的挫折。
隻要吉爾走過他的房間，托比的眼睛就如饑如渴、發狂似的跟随着她，央求着她。
為了什麼？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說話？使他再度成為一個完人？
她常常低頭盯着他，不聲不響，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經躺在那張床上了，正在受禁锢，受煎熬。
”他們已經結成一體了。
她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己。
但是她知道這次她已無能為力了。
這次實在不行了。
電話鈴不斷地響，那是其他一切電話的重複，一切表示同情的語言的重複。
但是有一個電話是不同的。
大衛?肯尼文的電話：“我隻想讓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着你的吩咐。
”
吉爾想到他的模樣，高大而健壯，風流倜傥；她再想想隔壁房間裡，那個不成人樣的怪物。
“謝謝你，大衛，我衷心感謝。
沒有什麼事。
暫時沒有。
”
“我們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說，“世界上最好的大夫。
我可以派飛機把他們接來看他。
”
吉爾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在發緊。
哦，她多麼想請大衛來看她，把她從這個地方帶走！但是她不能。
她已經同托比結合了，她知道自己永遠不能離開他。
永遠不能離開，隻要他還活着。
凱普蘭大夫已經替托比做了檢查。
吉爾正在書房裡等着。
他走進門時，她轉身望着他。
他笨拙地試圖以幽默的語言說：“唔，吉爾，我這裡可有個好消息，也有個壞消息。
”
“先說說壞消息。
”
“我恐怕托比的神經系統損傷得太厲害了，無法恢複，這已是毫無疑問了。
這次絕沒有再康複的可能。
他永遠也不會走路和說話了。
”
她盯着他好大一會，然後說：“有什麼好消息？”
凱普蘭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髒強壯得驚人。
護理得當，他還能活上二十年。
”
吉爾望着他，不能置信。
二十年。
那是個好消息。
她想到自己被樓上那個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場無法擺脫的惡夢裡。
她永遠不能同托比離婚，隻要他活着，她就不能。
如果她現在遺忘了他，人人都會覺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會認為托比受了騙，甚至包括大衛?肯尼文。
大衛現在每天都來電話。
他不斷地誇她既忠誠，又無私，真是難能可貴，但是，他們兩人都意識到：一種深沉的、潛在的愛流，正在他們彼此之間流淌。
無法說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