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望，指言蓋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
顯然，這一消息已經為軍營上下所周知，而且官兵們像看熱鬧似地圍觀起來(這本身也很奇怪。
士兵怎麼能離開自己的執勤位置，到處亂跑呢？難道一向嚴于治軍的曹操連軍紀也松弛了？)。
衆所周知，陣前受降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必須做出周密的安排。
但曹操對于黃蓋的來降，既不派出接應部隊以應付可能的追兵，又不派出聯絡官員以指示降軍的集結地點和行軍路線，聽任黃蓋直沖向自己的軍營——即使是真降，這麼做也是不允許的。
無疑，曹操，連同他的參謀們一起發瘋了。
五、猜測
如果一名高水平的球員在一場比賽中犯下一次錯誤，可以認為是失誤；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級的錯誤，當然也可以解釋為“極不在狀态”，但最好解釋為“别有用心”。
曹操在赤壁犯下如此多的錯誤，有些甚至是低級錯誤，當然也可以用“勝利沖昏了頭腦”來解釋。
不過，我想提出另一種解釋。
它不能推翻現有的解釋，許多空白處隻能用猜測來填補，最多隻能算作一種“假說”。
但我認為它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而且在這一假設中，曹操的行為方式更類似我們熟悉的曹操。
《武帝記》中記載：“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備。
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
權聞憙至，乃走。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其中，曹操出兵的原因是“孫權……攻合肥”，值得重視。
揚州在豫州南面，揚州北部曾是袁術地盤。
袁術失敗後，曹操的政治影響也從未到過那裡。
和司隸、雍、涼等州一樣，那是一個“草頭王”(主要是袁術的殘部，也包括當地豪族)當家的地方。
早在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之際，孫策任命的廬江太守李述殺了揚州刺史嚴象。
當時任“司徒掾”的劉馥被認為“可任以東南之事”，當上了揚州刺史。
劉馥上任後，改以合肥作為自己的州治（原州治在壽春），并“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油數千斛，為戰守備。
”合肥是曹操當時東南方面唯一的戰略屏障，合肥一旦失守，曹操的大本營豫州就直接暴露在打擊之下，而他的主要軍事力量則還遠在荊州。
所以，當曹操得知孫權有進攻合肥的模樣時，他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我們現在知道，所謂孫權準備進攻合肥的消息并不準确。
孫權集結十萬(這一數字由《魏書·劉馥傳》提供。
《吳書》中并無相關的數字。
可能是揚州方面的偵察情報，或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大軍的直接目的是作為二線力量抵禦曹操而不是進攻合肥。
後來孫權進攻合肥是看到周瑜在赤壁已經取勝，曹操沿江東進的威脅解除後才采取的軍事行動，帶有很強的投機性質。
但曹操當時所掌握的情報，他所處的地位和所肩負的責任卻不容許他在合肥的問題上冒險；單單是合肥附近集結着一支強大的敵軍就足以使他為他空虛的後方擔憂了。
我想，他的第一反應是：必須馬上做些什麼!
曹操采取了兩個措施：一、立即從江陵東進，威脅以沖入江東，借此牽制孫權的行動；二、派将軍張憙(一作“張喜”)率騎兵一千馳援合肥。
後世對曹操派出張憙增援合肥一事重視不夠，也沒有把它與赤壁之戰的全局聯系起來。
這一是因為張憙本人是一個無名小卒，他的動向沒有人關心；二是因為從一支二三十萬人的大軍中抽出一千人似乎是一件無關全局痛癢的事。
要知道，曹操抽出這一千人不是别的，而是一千名未生病，有戰鬥力的騎兵。
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是帶有戰略打擊性質的重要陸上突擊力量。
曹操五千騎兵能在長驅三百裡後，迅速擊敗劉備的主力，其戰鬥力可見一斑。
在遭受疾病困擾的情況下，讓張憙帶走總共五千名騎兵中有作戰能力的一千名，不能不說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趙俨傳》：“太祖征荊州，以俨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硃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
”從領兵将領看，這支部隊的無疑是曹軍的精銳，它的動向無疑代表了曹軍的主要作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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