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的禦玺。
可見中國古代對君臣間的禮儀制度是何等重視。
相反,諸葛亮卻膽大妄為到了連君臣名分都不顧的地步,他“以禅未閑于政”為借口,“遂總内外”(《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在外交上亦完全撇開劉禅,而由自己與孫權平等“對話”。
二
行文至此,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既然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他為何不取劉禅而代之,自立為帝?對此,陳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論曰:“當此之時,若論功,諸葛亮功在社稷論權,蜀漢軍政外交,事無巨細,亮皆專之論才智,阿鬥較之諸葛亮,無疑有天壤之别論德望,諸葛丞相早已澤被四方,更何況先主有‘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命,百官之中,亦非無阿谀之徒。
可見蜀中同樣具備禅代的條件。
”
諸葛亮真的完全具備“禅代”的條件了嗎?我以為,實際情況遠沒有這麼簡單。
衆所周知,自秦漢大一統封建帝國建立以來,皇帝的地位至高無上,“君權神授”,神聖不可侵犯。
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觀念已深入人心。
故權臣禅代奪位頗不容易,必須冒極大的風險,若準備不夠充分,條件不夠成熟,輕率地發動政變,不僅會招緻殺身之禍,還将殃及三族。
趙翼雲:“古來隻有禅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
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祚,然周公不嘗有天下也。
”(卷7“禅代”)兩漢四百餘年,權臣秉政,雖時有出現,然皆不敢輕易觊觎神器。
王莽代漢,苦心經營十餘年,最後仍以失敗而告終。
東漢末年,董卓篡政,袁術稱帝,皆旋踵而亡。
曹操破黃巾,滅呂布,平二袁,克劉表,三分天下有其二,當孫權上書稱臣,向曹操“稱說天命”時,曹操竟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終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寶座。
司馬氏奪取曹魏天下亦經營三世,曆經艱險。
趙翼雲: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钺,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卷7“禅代”)
和曹操相比,劉備稱帝的“人和”條件就要優越得多。
曹操代漢,不管其制造何種理由,都很難洗刷篡漢的惡名,曹操被後人稱為“國賊”,不就是因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嗎?但劉備就與之大不相同,劉備是否是正宗的“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蜀書·先主傳》),這裡姑且不論,但他終歸是“帝室之胄”、漢室宗親。
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漢朝皇統中斷的情況下,由“信義著于四海”,并已經占領益州,自稱漢中王的劉備繼承大統,承擔中興漢室的重任應該是名正言順、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即便如此,劉備集團中仍有人反對。
當“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号”時,益州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萬裡,糾合士衆,将以讨賊。
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
及屠鹹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蜀書·費詩傳》)
連劉備繼承漢統都有人極力反對,何況諸葛亮乃異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時就急欲篡漢自帝,易代更祚,這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嗎?誠然,劉備臨終時确曾允諾諸葛亮“自取”,但這絕不是劉備的希望,而是一種無奈之舉,前提是在劉禅“不才”的情況下才能出現。
諸葛亮執政時,劉禅還是能“親賢臣,遠小人”,遵從父言,“事諸葛公如事父”,故陳壽稱贊他“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蜀書·後主傳》),諸葛亮又有什麼理由,輕易将其廢黜呢?
劉備逝世後,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内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劃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
衆所周知,三國乃争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
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傑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
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對于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于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的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
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
這是諸葛亮執政後,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