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的政策。
“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并無任何矯情飾僞,反倒是一種真情流露。
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将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颉颃。
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實行廢掉“不才”的劉禅而“自取”,就有了堅實的基礎,雄厚的政治資本。
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為了受九錫,進而代漢稱帝并非是駭人聽聞之說,我們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較。
諸葛亮辭世百餘年後,東晉權臣亦欲以此而達到同一目的。
東晉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二京之地久為胡人所據,東晉朝野上下,無不以北伐、還歸舊都作為公開打出的政治旗号。
然東晉北伐乃是一把雙刃劍,于東晉朝廷而言,北伐成功雖然能收複舊土,華夏一統,但權臣卻因功高而坐大難制。
東晉權臣每每以北伐為增加權勢及聲望的資本。
凡北伐稍獲勝利,即冀獲封王及九錫之賜,為移鼎更祚創造條件。
東晉大将桓溫滅蜀後,聲望大著,“朝廷憚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政治格局(《孝武帝紀》史臣曰)。
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于趙、魏”(《桓溫傳》),收複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禅位。
史載:“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
”及殷浩失敗被廢,“内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
“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桓溫傳》),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将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雲“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緻相同的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與諸葛亮、桓溫相比,南朝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是幸運者,他的北伐在局部範圍内獲得了成功,從而加九錫,最終奪得司馬氏江山。
《魏書》卷97《島夷劉裕傳》載:“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
”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劉裕率軍北伐,臨行前,其心腹劉穆之謂龍骧将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
”鎮惡曰:“吾今不克鹹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
”(《島夷劉裕傳》)晉軍勢如破竹,于當年十月攻克洛陽,而朝廷尚“未遣九錫”,王弘奉劉裕之命“還京師,諷旨朝廷”(《王弘傳》),求加九錫。
及劉裕平關中,擒獲後秦主姚泓,晉安帝“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拟魏晉故事”(《島夷劉裕傳》。
不久,劉裕篡晉稱帝,建立劉宋政權。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裡是非常清楚的。
《隆中對》制定的待“天下有變”,益州與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出兵,夾擊曹魏的戰略計劃,由于“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雖号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
可見,蜀漢的綜合國力與曹魏是無法比拟的。
雖然在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吳蜀又恢複了聯盟,但兩國間的裂痕根本無法完全彌合,雙方各存戒心,僅滿足于互不侵犯,用諸葛亮的話來說:“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失去了吳國的配合,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複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
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釋,他說:“亮之素志,進欲龍骧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
”(《蜀書·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是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自取”步驟上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陳壽評諸葛亮雲:“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
”(《蜀書·諸葛亮傳》)在諸葛亮軍事生涯中,鮮有使用奇謀确是事實,陳壽之論并無貶低諸葛亮之意,這已成為當代治三國史學者的共識。
然則,為何諸葛亮不肯使用“奇謀”?是他缺少軍事才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東吳大鴻胪張俨評議諸葛亮與司馬懿軍事才幹之優劣時指出:孔明……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