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惟賢惟德，能服于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又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這個遺诏古往今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人的心弦，而為之掩卷歎息。
劉備以帝王之至尊，臨終彌留之際，對繼位者，對親人，對大臣，對國家，一字不沾權勢利慾，而是諄諄教誡其崇善、棄惡、尚賢、明德，而且自謙自責，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質的最高修養，是絕對作不到的。
劉備臨終遺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國一千多年封建社會的衆多帝王中，隻有他一人。
所以陳壽高度評價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劉邦）之風，英雄之器焉。
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誡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
關于蜀國賢相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值取向的忠實執行者。
大家公認，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時代，道德标準是很高明”。
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說：“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無開國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無治世法術，這四者兼備的，唯有諸葛亮一人。
我們曾将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業，歸結為三點：修身善德，盡忠為國，虛心納谏，廉潔奉公，嚴明法紀，一身正氣的典範精神；忠順勤勞，盡職盡責，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為實現國家民族統一、國富民安的遠大理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國家民族益利而奮鬥終生的獻身精神。
諸葛亮崇高的精神風貌，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論，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國、治軍、用兵、明法等豐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過于他對國家、對居主、對家人、對同僚、對下屬、對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愛心。
正是其博雅深切的愛心，給人們心靈深處以極大的撞擊和感召力。
唐太宗稱道諸葛亮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他總結諸葛亮治國八字訣：“忠誠、無私、平直、大信”，要大臣們學習并身體力行。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諸葛亮勵精圖治，自強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
大文豪蘇轼稱諸葛亮為“萬乘之師”。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贊揚諸葛亮“精忠大義”，“千載如生”。
朱熹“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或書之以贈友人”。
民族英雄文天祥《懷孔明詩》雲：“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
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
元代詩人薩都剌歌頌諸葛亮《出師表》所體現的“忠貞大義，與日月同輝”。
清朝康熙曾說：“諸葛亮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身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
在封建制時代，有讀《出師表》不流淚者非忠臣的說法。
實際上，這表明《出師表》所反映的忠幹國家民族的精神，與曆代愛國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脈相通的。
如果說諸葛亮是蜀漢高層領導集團中文班領頭人，那麼，關羽就是這個集團中武班領頭人。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江表傳》稱：“羽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這條記載又見《吳書·魯肅傳》注引《江表傳》，此乃呂蒙向魯肅所說：“斯人（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可見其真實可信。
《三國志集解·關羽傳》引黃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遠，三世皆習《春秋》。
此說見于碑刻，當有所據。
因關羽家世傳《春秋》學，羽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谙熟。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
所記起魯隐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
《春秋》叙事簡潔，深寓儒家倫理道德褒貶。
故《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為經，其傳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
《左氏傳》詳于史實，公羊、榖梁二傳以釋義例。
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
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将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關羽追随劉備約35年，先為兄弟，後為君臣。
劉備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鬥争生涯中，從縣尉小吏到郡國相、州牧，颠沛流離，幾起幾落，曾投靠過割據勢力公孫瓒、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
他多次被敵軍打敗，甚至兩次連妻子家屬被俘。
當時群雄逐鹿，不少謀士、武将依據各霸主地盤勢力大小，離散組合不常。
而關羽對待劉備，不管其處于何種情況，都衷心擁戴，矢志不渝，這在戰亂時各種勢力盛衰莫測的形勢下，是難能可貴的。
這既說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見相侔，又表現出關羽對劉備所具有的一種純真的人間情義。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劉備為曹操所敗，奔袁紹。
操軍攻破下邳，俘關羽，“拜為偏将軍（為主将下屬副将，五品），禮之其厚”。
同年四月，關羽斬顔良，解白馬之用圍，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