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圍，簇擁着我，關心着我，才發現她們平時是帶着假面具的。
不知為什麼，從來不會流淚的我，這時候淚水不知不覺卻從眼角擠出來了。
“雲哭了，是不是我們把他吵醒了？”
我聽得出是黃丹萍同學的聲音，不敢再“裝睡”了，睜開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着圍在床邊的同學們——全班的女同學居然一個都不少！原來她們剛剛晚自修“下課”回來，新華樓全部是女生宿舍，我們男生平時絕不敢對着新華樓多看一眼，怕被其他同學看到說笑話，甚至說是“愛上誰誰誰”了。
在我們眼裡，新華樓是那麼神秘，高尚，仙女們居住的好地方，今天我竟然有幸“造訪”還“客居”了一夜！
在方老師和許老師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護下，我很快恢複了健康，又回到延安樓，繼續過着芙蓉樓（教室）-延安樓-大膳廳三點一線的生活，但我永遠忘不了在新華樓的“一夜情”，忘不了那一場病。
我覺得生老病死其實都是自然規律，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必須親嘗的味道，都是幸福時光，都是美好時刻。
李果绶老師是個政治嗅覺特别靈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氣中的一些火藥味成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的當天，他就叫我給全班同學朗讀一遍，并且還提醒同學們要多關心時事，“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驟雨就要到來”。
後來幾乎每一個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學念兩篇“重要”的報紙文章，但我念得出來，卻理解不來，“裴多菲”俱樂部、團結工會、布拉格之春還有“叛徒”鐵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詳了還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後來“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興趣，鄧拓、吳晗的《燕山夜話》寫得好極了，比我原來最喜歡看的《羊城晚報》“五層樓下”的小品文還有味道，早知道我就會多看北京的報紙了，而不是等到現在批判的時候再看。
但我最關心的還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級填報高中或中專的志願，一面又在高三年級填報大學志願，兩邊的畢業考和“大考”都在準備，直到5月底才聽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掀起”，同班同學早就寫了好多“小字報”在批判老師了，隻是被學校領導“扣壓”才不能發表。
6月1日清晨，剛起床聽到同學們在議論“小字報”的内容，我顧不得洗刷完畢就跟着人群往貼滿了小字報的地方擠，鋪天蓋地的紙片貼得幾面牆壁都不留餘地了。
我注意到同班同學們寫的内容，無非都是發洩一些平時對老師的不滿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詳細看完，是我同班一個年紀最大的同學寫的，他說有一位老師平時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臉，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幾個同學叽叽喳喳議論到底是這位同學自己喜歡看女生的這些地方還是老師喜歡看，有的女同學已經在罵“流氓”了。
其它班級的小字報圍觀得最多的也是這一類的内容，有一張小字報還“揭發”有一位男老師特别喜歡去學校醫療室讓女護士檢查下身有沒有毛病。
有一些涉及到“嚴肅”的政治問題的小字報反而并不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和圍觀。
随後的幾天裡，同學們開始“搜索”老師們的“罪行”，最先有人發現語文試卷中一些詞語排列“有問題”，例如排在“邢燕子”後面是“灰心”，“革命隊伍”後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學把卷子對着燈光照，發現“毛主席”的後面有“反動”的字樣，于是追尋出卷子的老師，要他們“坦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源”。
我把《語文》課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發現”——陸定一寫的《老山界》裡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搶了一碗就吃”，幾個同學一讨論，認為這是“污蔑工農紅軍”，“把毛主席領導的軍隊寫得象土匪一樣”，我執筆，大家七嘴八舌就寫出了一篇“聲讨”陸定一的小字報，雖然那時侯還不知道陸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