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你誣陷好人！”當場猛打楊威，小偷的同夥也蜂擁而上。
被打的楊威一面和歹徒搏鬥，一面大叫“抓壞蛋”，但餐館工作人員和就餐的顧客“并無一人出來相助”，直到後來公安人員聞訊趕到時，楊威已多處負傷。
(10)
據粗略統計，從1979年到1983年，報刊上報導的這類觸目驚心的事實就有一百七十多起。
一個多麼突出的社會現象！
鄢烈山先生說：“武俠小說從根本上說有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
”（11）現在讀者要問：當這種“精神鴉片”被取締了整整三十年，對它的批判也長達半個世紀，使人“孱弱”的根源早被徹底鏟除之後，為什麼人們沒有變得勇敢起來，這類事例反倒發生得如此衆多，如此集中？
這就不能不觸及到社會文化生态平衡受破壞的根本問題。
三
不妨先說一樁題外而又親身經曆的事。
1958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号召“除四害”，說麻雀與人争糧，一年能吃掉多少億斤糧食，因此在全國發動了一個人人都來消滅麻雀的運動。
北京連轟三天麻雀。
人們什麼事不做，專在室外敲鑼敲盆，大聲呐喊，吓得麻雀飛來飛去，不敢落地，活活累死。
孩子們還去各處掏麻雀窩。
那一年确實搞死不少麻雀。
但随後莊稼地裡害蟲增多，農作物大減産。
原來麻雀除了與人争糧之外，也消滅害蟲，是一種益鳥。
經過這次教訓，人們才開始懂得自己幹了蠢事，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而這類蠢事，包括“全民煉鋼”時砍光樹木，到處建水庫卻無水可蓄，等等，一個時期裡真還幹了不少。
然而，比破壞自然界生态平衡遠為嚴重的，恐怕還是破壞社會文化上的生态平衡。
長期以來，我們總想用革命觀念取代一切，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世界。
通過思想改造、“興無滅資”以及各式政治運動，掃蕩和消滅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各種思想、道德、觀念，就像在自然界裡對麻雀這類被認為有害的東西趕淨殺絕一樣。
從五十年代起，我們批判了武訓那種行乞興學的精神，批判了武俠小說那種仗義行俠的思想，批判了宗教，批判了教育救國論和實業救國論，批判了梁漱溟的“鄉村本位文化建設”，批判了胡風“到處有生活”、“寫真實”之類文藝觀點，批判了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批判了馬寅初的“人口控制論”，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論，六十年代初又批判了清官，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彙合論”，孫冶方的利潤學說，認為它們在制造和宣揚改良主義，對抗革命道路，甚至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
我們懷着對武裝革命勝利後的絕對崇拜，徹底貶斥這些本來有一定科學性或某種合理性，可以在社會生活中對革命起到不同的配合、輔助、補充乃至反證作用的事物和思想。
本意是要尊崇馬克思主義，實際卻取消了對曆史事物的具體分析，搞的是形而上學，既違背了曆史唯物論，也違背了辯證法。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曾正确地說過：“馬克思主義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
”（12）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上掀起的這種種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恰恰是要荒唐地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取代社會人文科學的各種學科。
其結果，教人向善的思想受到嘲笑，倡導愛心的理論受到蔑視，心理學科被宣布成“僞科學”而撤消，文化教育事業受到踐踏，見義勇為精神在我們社會中失落，到“文革”，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道德觀念卻被當作“四舊”而受到掃蕩。
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報刊大量報導的暴徒行兇無人挺身而出，小孩落水上百人圍觀，這類觸目驚心的事例一再出現，絕不是偶然的。
那是對我們破壞社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種懲罰。
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
一旦這種精神失落，人們将真正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抗惡機制将陷于癱瘓，連法制本身也難于貫徹。
四
武俠小說是否真的阻礙革命，與革命勢不兩立呢？這個問題需要辨析和澄清。
武俠小說其實隻是小說的一個品種，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思想傾向。
雖然一般武俠小說都肯定行俠仗義，急人所難，但就具體作品而言，内容比較複雜，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複仇，可以說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
《水浒傳》前半部着重寫官逼民反，頗具造反精神，故而屢次遭禁。
清末民初也有一批武俠小說，鼓吹反清排滿，當時來說與辛亥革命頗為合拍，革命性相當強烈。
而像《兒女英雄傳》這樣的小說，就相當符合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人生理想（女主人公十三妹一心想當诰命夫人），可以說對當時社會完全不具有叛逆性或破壞力。
所以，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阻礙革命顯然不符合事實，籠統地說武俠小說都推動革命也未必确切。
但就多數而言，武俠小說最影響人的是正義感。
它給人灌輸一腔熱血，讓人憎恨殘暴的壓迫者，同情無辜受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