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部分，令人歎為觀止。
它們構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一大優勢，從而使自己在中華民族和海外華人社會中深深紮下根來。
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因為藝術上的廣為借鑒和勇于創新。
新派武俠小說尤其金庸的小說，吸取了西方近代文學和五四新文學的藝術經驗，也借鑒了戲劇、電影的手法、技巧，還廣泛繼承了傳統的各類通俗文學如偵探推理、社會言情、曆史演義、滑稽幽默等小說的長處，在大融合的基礎上形成大創新，取得了舊武俠小說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賞。
新派武俠小說的這些成就，可以歸結為金庸、梁羽生等作者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俠小說的結果。
這種改造帶來了武俠小說的新生命，适應并積極促進了20世紀乃至21世紀中華社會文化生态的新平衡。
新派武俠小說尤其金庸小說受到億萬讀者熱烈持久的喜愛，也受到馮牧、宗璞、葉文玲、張大春、劉再複、李陀等許多新文學作家的熱情贊譽，決不是偶然的。
社會呼喚新武俠！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俠！八十年代末期起中國大陸重又在全民中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并設立見義勇為基金，是十分适時的！
真正的俠義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注釋
(1)見1905年出版的《新小說》第15号《小說叢話》定一論《水浒》文，其中說：“《水浒》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铮铮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
”
(2)鄢烈山《拒絕金庸》載廣州《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其中說：“我的理智和學養頑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龍之輩），一向無惑又無慚。
有幾位欣賞新武俠小說的文友曾極力向我推薦金庸、梁羽生，我也曾懷着‘一物不知，君子所恥’的心理借來《鹿鼎記》、《射雕英雄傳》，最終卻隻是幫兒子跑了一趟腿。
我固執地認為，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無論什麼文學天才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得活靈活現，我都根本無法接受。
”“從曆史認知的角度講，武俠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無足輕重。
”“從價值取向的角度講，無論把武俠的武德描繪得多麼超凡入聖，總改變不了他們‘以武犯禁’的反社會本質。
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把流氓的祖宗追溯到武俠，這是很有道理的。
流氓即蔑視社會公德和社會規範的反社會分子；武俠迷信的是個人或團夥的武功，鄙棄的也是社會的秩序和運作程序。
在追求法治和社會正義的現代社會裡，這絕對不是一種應該繼承的‘優秀傳統文化’。
”“從文化娛樂的角度講，同樣是消遣性的東西，武俠小說比起《福爾摩斯探案集》等偵探小說來，也要低一個檔次。
看偵探小說是一種啟人心智的遊戲，而武俠小說呢，從根本上說有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
”
(3)劉若愚：《中國之俠》中譯本193—194頁，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出版，周清霖、唐發铙譯。
(4)佚名：《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載《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5)瞿秋白《吉诃德的時代》，大約作于1932年，收入《亂彈》，1938年5月上海霞社出版。
此處引文見《瞿秋白文集》第二卷273—2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6)鄭振铎《論武俠小說》，收入1932年7月新中國書局出版的《海燕》集。
(7)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藝》，載1933年2月1日《東方雜志》第30卷第3号。
(8)《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地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載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報》。
亦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五卷（1949—1976）第125—12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
(9)胡思升《震動和沉思——記安珂壯烈犧牲後的社會反響》，載1983年5月7日《人民日報》。
(10)《人民日報》記者劉衡、龔達發報導：《活着的安珂鬥歹徒，武漢三鎮傳佳話》，載1983年4月12日《人民日報》。
（11）（14）見《拒絕金庸》一文，參閱注(2)。
（12）《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875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北京。
（13）魯迅1936年3月28日緻增田涉信中說：“《故事新編》中的《鑄劍》，确是寫得較為認真。
但是出處忘記了，因為是取材于幼時讀過的書，我想也許是在《吳越春秋》或《越絕書》裡面。
”而據《吳越春秋·阖闾内傳》所載，連寶劍都懂得講正義，“湛盧之劍惡阖闾之無道，乃出而去，水行如楚。
”
（15）老舍《我怎樣寫短篇小說》一文收入《老牛破車》。
亦見于《老舍文集》第15卷1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16）轉引自胡曉明《饒宗頤其人》，載北京《東方》雜志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