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還是殺了少正卯。
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
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隻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于民怨沸騰，二世而亡。
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
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内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
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
至于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
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産者的利益，喜歡幹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
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
曾國藩号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
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幹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複遵釋道之教。
金庸在1989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
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衆，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于遁世與消極。
..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衆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
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于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隐居。
大概由于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颠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雕》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
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隐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
重視責任和社會規範之人大緻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
..以兼善天下為目标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
“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
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内涵。
(14)
可見，即使都是隐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
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别，同時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這裡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的郭靖形象。
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
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
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
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
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
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
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舍身救世。
墨家對戰争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别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
郭靖反對侵略戰争，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
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樸、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
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
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張拼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
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于海”；他還稱贊：“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在這點上，儒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