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
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拼命硬幹的。
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遊俠源出墨家。
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
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
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複雜，要進行具體分析。
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17)這段話寫在1989年，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嶽不群是僞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
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
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
小說從他與鳌拜的鬥争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甯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
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赈濟。
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
康熙治國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于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
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着鼻子走，隻讓他們為自己所用。
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曆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
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标準。
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于曆史唯物主義。
讀《鹿鼎記》而隻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态度有什麼變化。
《鹿鼎記》的出現，标志着金庸的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曆史小說轉移。
聽說金庸現在正準備寫秦末漢初的曆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三
我們說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中以綜合的形态存在，其次一層含義，是指金庸常常将傳統文化的優長和缺失，開放和封閉，豐富和貧弱，值得弘揚和必須變革的兩個方面，幾乎同時呈現在形象的圖畫中。
金庸對傳統文化很有感情。
他曾自豪地引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的話，稱“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是世界唯一的”(18)。
在一篇講演中，金庸極有見地地說：“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
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曆史作用，我們民族由于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内部的争鬥和戰争。
”(19)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保持穩定和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還盛贊中國曆史上尤其漢代和唐代的開放政策，說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個是胡人；正是對外族的開放和融合，促使中華民族得以壯大。
但金庸也冷靜客觀地用科學理性精神考察中國曆史，正視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方面。
他指出：從明朝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
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
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20)。
金庸在小說中，正是對傳統文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