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于“左”傾思潮的一度猖獗，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
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
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
隻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傲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
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複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着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
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吓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
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
如此這般。
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
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遊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隻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并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
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麼？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台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麼！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麼！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傲江湖》與《鹿鼎記》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獨到的見地。
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
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裡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
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
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末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呆子态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
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24）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
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态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
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
《俠客行》寫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發揮。
近年多讀佛經，于此更深有所感。
”
六
最後，金庸小說的現代意識，還表現在作者用現代心理學眼光來分析人物，解剖人物。
金庸對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學顯然相當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學的合理方面加以運用，滲透到人物刻畫之中，揭示出變态人物之所以變态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相當有深度地寫出他們的性格。
金庸筆下的變态人物有三類：一是“仇變”，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龍記》中的謝遜，《天龍八部》中的葉二娘。
二是“情變”，由失戀引起，如《神雕俠侶》中的李莫愁，《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雕英雄傳》中的瑛姑。
三是“孽變”，由權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龍八部》中的慕容複和《射雕》中的歐陽鋒。
其中謝遜、李莫愁兩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獅王謝遜，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屬上乘。
突如其來的一場慘禍，激起他滿懷悲憤怨毒之情。
他自述：在二十八歲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指謝之師父混元霹靂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
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決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
”“十三年來我少殺禽獸多殺人”（25），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發洩，不計後果，殺人之後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
然而在殘忍凄厲的背後，謝遜其實有一顆赤子之心。
他對義子張無忌的愛，簡直遠遠超出一般親生父子。
這種愛最終也溫潤了他自己的心靈，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憫人，不但能忏悔過失，即使對成昆，也隻毀其雙眼，廢其武功，而沒有将他殺死。
《神雕俠侶》中的“赤練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卻心狠手辣。
隻因自己心愛的男子與他人結婚，受到極大刺激，就憤而要殺情敵的全家，并成為殺人如麻的女魔頭。
隻有一次，當她搶過嬰兒郭襄時，才流露出一點母性，用平時殺人的塵拂為她趕蚊子。
她在凄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