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們重義輕生，光明磊落，言行一緻，信奉了一種原則就真誠地實踐，做了錯事也都敢于承擔責任，絕不文過飾非。
他們堅守一條界線：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決不做鷹犬和奴才，這就同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
金庸通過小說形象，把這樣的人生稱頌為有價值的。
而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緻把他們分成兩類：以令狐沖、胡斐為代表的一類，以郭靖、喬峰為代表的又一類。
這後一類，金庸稱之為“大俠”。
《神雕俠侶》中，郭靖在襄陽曾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隻是俠之小者。
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隻盼你心頭牢牢記着‘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在1980年5月寫的《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沖作了對比之後說：“對于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應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隐士。
”盡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後一類，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類。
金庸在為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寫的小序中說：“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
仁是對大衆的疾苦怨屈充分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7)可見，金庸确實在自覺地承擔武俠小說的這種使命。
金庸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鬥，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
這些形象，體現了中華民族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像郭靖，資質質樸，甚至有點笨拙，但他刻苦，沉穩，富有責任感，認定一個目标就堅持去做，決不畏難退縮，自知愚鈍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終于達到超群的地步。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從《射雕英雄傳》到《神雕俠侶》，郭靖都堅持抗元，死守襄陽城，一守幾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強盛，自己遲早總會失敗，但隻要能多守一天就盡力多守，絕不放棄。
黃蓉原想到最後關頭他倆可借汗血寶馬脫身，郭靖堅決反對，黃蓉隻好長歎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這種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郭靖之所以能堅守襄陽數十年，就因為他有一種自覺的“為國為民”的責任感。
《射雕英雄傳》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對話。
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曆代莫可與比。
..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
隻是大汗一人威風凜凜，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
”
在郭靖看來，英雄“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
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來說：“《射雕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
寫得比郭靖形象更渾厚、更豐滿、更有力度的，是喬峰。
他身上體現出的浩然正氣和凜然大義更為感人。
喬峰處在一個宋遼嚴重對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縱然身懷卓絕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為契丹人後裔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終于辭去丐幫幫主的職務，而且一步步将他身不由主地卷進了民族矛盾的漩渦。
盡管他在辭去幫主時發誓：“有生之年，決不傷漢人的一條性命”，并且勸阻了幫内的分裂，表現出顧全大局、深明大義，卻仍然無濟于事。
他越是企圖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謎，越想掙脫民族矛盾的蛛網，便越是被這張巨大的蛛網捆縛得緊。
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來越深。
起初，讀者擔心喬峰陷入了有人布置的一個巨大的陰謀，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死人，他要找誰誰就忽然被殺，而殺人的罪責全要喬峰來承擔。
但随着情節的展開，才知道這一切仇殺和報複有着久遠而且複雜的民族背景和曆史淵源：那個殺了喬峰要找的許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喬峰的親生父親蕭遠山；而他所以要這樣殺人，是因為要報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衛士被漢族武林人物無辜慘殺的仇。
小說作者從逆境中塑造喬峰形象，寫出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種種過人之處：果斷而又穩重，寬厚卻有原則，豪邁而不失細心，剛毅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