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說清說不清都是同樣的結局。
他承認他說的那種情況，正是為了從他心裡排除這種情況對他進一步“說清楚”的幹擾。
他說：“你該當實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說個一清二楚，相信組織會辨别清白什麼是狗屙的什麼是你屙的，哪個是黃泥哪個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說。
”唐生法說，表示出很大的誠意，随之又微微搖搖頭，苦笑一下，“有些話，怎麼說也說不清楚……”
“事實總是事實。
”關書記說，含有明顯的批駁意味，原則的問題絕不含糊，“說清楚”學習班怎麼能存在“怎麼說也說不清楚”的問題？他對他批評說，“你首先應該考慮把問題‘說清楚’，而不是‘說不清楚’。
”
他勉強點點頭，表示接受。
“對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賠情認錯，請你處罰。
”唐生法說，“我現在恰好認識到你是個好領導人。
”
關書記一下子不自在了。
這個曾經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當面恭維起他來了，實在有點别扭，有點滑稽。
他似乎充耳不聞，無動于衷。
對他說：“你還有啥事嗎？”
“沒有了，”唐生法說，“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
我這幾天總在想，那晚虧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當時真是一條瘋狗……”
“你去休息吧！”關書記說，“該‘說清楚’的問題繼續往清楚裡說。
那件……‘麻哈’事嘛，我答應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來，蔫蔫地走出去。
關志雄書記閉上門，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突然想起那潮濕憋悶的地窖，那黑緞似的柔軟光滑的生狗皮，那幹淨的半新的被子，那熱烘烘的燙人皮肉的火炕，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飽滿的乳房和擠壓出來從眼眶流過鼻翼流進嘴角的奶汁……這地窖裡的隐秘至今尚不為第三個人知曉，如果要他說清楚，他能說得清楚嗎？關志雄書記的心緒波動了一陣兒，就恢複了常态，并不影響他繼續以勝利者的寬容去批閱那卷宗裡有關唐生法文革作亂的材料……
學習班結束了。
唐生法“說清楚”了一些應該說清楚的問題，還有一些必須“說清楚”而怎麼也說不清楚的問題，按照慣例先“挂起來”。
唐生法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被撤了。
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進入“三結合”革委會的。
後來老人家指示說“群衆代表”不要脫離生産，關志雄立即執行照辦不誤，把唐生法給支使回東唐村去了，他不滿意也叫他說不出口。
到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唐生法聞風而動，一長排列舉關志雄排擠打擊造反派的大字報就貼在公社大門兩邊臨着大街的圍牆上。
關志雄迫于形勢。
又把唐生法從東唐村請出來，安排到公社農具廠任廠長，他滿意與不滿意參半。
關志雄也是頗傷了腦筋，無論如何不情願給自己屁股後邊安插一雙挑剔的眼睛，塞到農具廠總比他撐在公社大院要好些。
現在，唐生法的廠長職務也給撤了，一切職務都給撤光了，讓他也嘗一嘗“從哪裡來再回到哪裡去”的滋味兒。
唐生法得到處理決定後，胡須蕪雜的臉色不僅沒有羞愧，反而緩和松弛下來。
他原先估計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實際隻是撤職回家。
不過，他并沒有表示感激，隻是說他完全接受組織處分。
關志雄看得出來，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氣，隻是再無絲毫的能力和熱量反抗罷了。
對唐生法的處理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人們幾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
人們又反過來說關志雄寬宏大量。
其實關志雄心裡清楚，新的政權所實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區别于“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縮小打擊面，對“文革”中作亂的人也決不以“四人幫”的殘酷辦法整治，隻是擇其罪大惡極者予以懲處，一般人“說清楚”錯誤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東唐村去了。
關志雄在河西公社繼續擔任黨委書記，工作自然很忙，他卻精力充沛，心勁十足。
兩年之後，到1979年的春天，他與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關志雄收到一封經别人捎來的信。
信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牛皮紙糊成的，沒有經過郵局自然也就沒有郵票和郵戳，裡面卻裝得鼓鼓的，拿在手裡掂掂，很有點分量。
他撕開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頭不由一緊，就從頭至尾讀下去——
關書記：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談一次，一是考慮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攪；二來我怕見了你反而把想說的話說不清楚，因此寫這封長信。
你給我爸平反了，我爸經你重新安排為東唐村的支部書記了。
“四清”運動中沒收我們家的房屋和糧食以及錢款也都退賠了。
我們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親，對你十分感恩。
我卻沒有這種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條罪狀，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地富路線以及多吃多占的經濟問題全部推倒了，一分錢的問題也不存在了。
當你今天以公社黨委書記的身分宣布給他平反的時候，是否想到過當初你做為“四清”工作團團長給他整治下這些莫須有的罪狀的做法有點荒唐？
我爸是東唐村農會主任，是東唐村第一個加入共産黨的黨員，自建立起農業社自然是第一任農業社社長，後來就是中共東唐村支部書記了。
他是怎樣一個人，作為兒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東唐村的平反大會上看到的社員的情緒就明白八九了。
你作為“四清”工作團團長把這樣一個死心塌地跟共産黨跑的老農民打倒，而且沒收财産殘忍到連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無動于衷嗎？
在整個河西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幹部以及普通社員，在你領導的“四清”運動中遭受和我父親一樣冤情的人有多少？你會比我知道得準确；而我隻知道大約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幹部全都變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變成了“地富反壞”敵對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體味他們十四五年來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你面對這些無辜農民，心情能不感到一點愧疚嗎？
我當時高中畢業回鄉，受聘為小學民辦教師，一月十塊錢補貼費，其餘和社員一樣掙工分。
我父親親自指示生産隊給我隻記相當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幹的“輕省活”。
我在兩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當時的校長和教員現在都活着，可以了解。
而我因父親的倒台也被從學校清除回家，替換我的竟是一個初中畢業生。
你想想和我一樣受歧視的那許多被整治的幹部的親屬和子女，他們心裡是怎樣地不受活。
“文革”開火了，我豁出去了。
反正我已經人鬼莫辨了，造你關書記的反，出一口氣，讓你也甭那麼自在地過日子，我就洩了惡氣了。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和結局，我不會後悔。
我被撤職回來的時候，也沒有後悔。
隻是你總要我“說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呢？現在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了，“四人幫”們大鬧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原因，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風，就是為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