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勁，就等着這一天圖得報複，那眼角總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
傍晚分手時，矛盾終于公開化了。
二姑娘從褲兜裡怏怏地摸出一疊票子，當着父母的面擱到桌子上，對姐姐和姐夫說：“前二年受苦時，吃過姐家二鬥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記着，現時，折價一次還清，我也去了心裡的疙瘩。
”
吳玉山愣住了，連連擺手，燒臊得臉孔赤紅，像挨了一記耳光：“這算說的哪兒的話……”
妻子煞白着臉，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滿屋都是飛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當官了，你當官太太了，俺不眼紅！甭在我跟前擺闊耍燒包！我那二鬥三升白面，八升小米，全當喂了狗咧！喂給了一條喂不熟的狗……”
姊妹倆當面罵了起來。
從此，姐妹倆絕了往來。
遇人說起家道，吳玉山和妻子，誰也不要提起這個挑擔和妹妹，他隻是零零星星聽說過，挑擔在解放後的十幾年裡，官兒從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幾品，他也搞不清。
他本來就對城裡政府的官職稱謂粘粘糊糊，分不清高低。
他和妻子已經有了兩兒一女，雖然不易，卻還保持着一個小康的狀态。
他人極忠厚，平和，有一個中農成份，也不能在村子裡當什麼幹部。
他憑了勤謹和忠厚，人緣也好。
列論誰在吳村當幹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員，從不使好搗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領受，不管屬褒屬貶。
一些技術性極嚴格的活路，譬如撒種，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屬。
另有一些髒活累活，幹部指派不動氣壯聲硬的貧下中農，往往就指派吳玉山去幹。
他不撥不挑，幹了，幹了也就掙下了大工分。
無論技術性很強的農活兒或人人讨厭的髒活，都是生産隊的高工分，别人也說不出意見，他的日子倒是混得嚴嚴窩窩。
這樣，兩口子憋着氣兒，從來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麼。
物換星移，江河改道，世事變遷——什麼事都不會永遠一成不變。
吳玉山被敲門聲驚醒，再一聽，确實有人敲門，一動腳，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頭的老伴。
老兩口穿戴齊備，先後下炕，為了防備不測，玉山順手撈起一根木棍，走出裡屋，輕步走到街門口，由老伴先發問：“誰呀？”
門外傳進一聲陌生而又顫驚的聲音：“是我，姐。
”
“你是誰？”吳玉山摸不着頭腦。
“我是建國，姐夫——”
老伴“嘩啦”一聲拉開門栓。
老兩口擁着妹夫走過院子，進入裡屋。
電燈光亮裡，才真正使吳玉山夫婦吃驚了，不由地同聲驚歎出一聲“媽呀”來。
妹夫鄭建國，臉上結着血癡，一條腿跛着，頭發蓬亂，形容憔悴衣服肮髒，邋塌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我遭難了。
”妹夫坐下來，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說了話，“我今黑要是逃不出來他們就把我打死了！”
無需再細問什麼，老倆口就知曉了七八成，鄉城裡外都在鬧造反，妹夫在省城當官，大半也是逃不脫，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給妹夫打洗臉水。
妹夫在他家後院儲存柴禾的小房裡藏下來。
他不無擔心，完全深知此種行為的可怕後果，但不能把妹夫攆出去送給那些要收拾他的人。
老伴似乎已不記前嫌，盡其所有，用細面給他調養摧殘得令人傷心的身子。
擔心是難免的，而當那些胳膊上戴着紅袖章的人乘車追尋到吳玉山的門樓下來的時候，他卻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勇氣。
“鄭建國，我的挑擔？不錯，有這個闊親戚。
”吳玉山氣呼呼地說着，罵了起來，“他當官為宦的時光，從也沒踏過我的門檻！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喀！人家看不上咱窮親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
他這回成了反革命，與我何幹？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們到村裡打聽一下，看俺村誰見過俺一家和鄭建國家有一回親戚往來？”
鄭建國從柴禾堆下的紅苕窖裡爬出來，躲過了這一關。
他住下來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轉移到他們的大女兒家。
災難把相違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擔的關系恢複了，真是患難見得姊妹情。
似乎是對妹夫經受的災難的補償，起初官複原位，後來又升了，當着什麼局長。
鄭建國一出馬上任，就把吳玉山的小兒子招為國家正式工人，後來在工廠戀下一個媳婦，小兩口在居民樓上有一個雖不寬敞，卻也安樂的小窩，避免了兩個兒子分家争論家産的矛盾，令村人羨妒莫及。
兩年分田自耕自收，吳玉山真是如魚得水，囤裡攢下成噸小麥，折子上摞下一筆小小的存款。
莊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婦蓋房置田地，解放後隻餘下前兩件了。
吳玉山是個地道莊稼人，日夜思謀的大事，也不會超脫。
不過土地雖分給他耕種，卻規定不許買賣。
女嫁了，大兒子也娶過媳婦了，唯一的心願，就是在閑置多年的小院裡撐起三間瓦房來。
在蓋置新屋的問題上，兒子和他沒有異議，甚至顯得比他更迫不及待。
隻是在房子的形式上意見不一，他要蓋木料瓦屋，可以搭木闆樓，樓上可以紮糧囤，放置雜物，實用一些。
兒子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