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遠郊公共汽車開進桑樹鎮，夜幕已經籠罩了這個平原上的古老小鎮。
正是伏天，街巷裡擁擁擠擠的房屋門口，坐着或躺着乘涼歇息的小鎮市民，消停而又悠閑。
“票？”女售票員在車窗口喊，“背被卷的——你的車票？”
他知道是喊他，把背在肩頭的被卷放下來，提到手裡，轉過身來，看見女售票員從車窗口伸出亂蓬蓬的燙發頭，一雙審視嚴厲的眼睛正緊盯着他，他說：“沒有票。
”聲音的沉靜使自己也暗暗吃驚了。
“一塊錢。
”她說得幹脆利落，“加罰一張票。
”
“錢沒有。
”他的聲音愈加沉靜，沉靜得有點陰冷，“要這捆被子嗎？”
“你——”她噎住了，也火了，瞪起眼，聲音提高了，“你在哪個單位？”
“我？”他冷笑一聲，依然沉靜地說，“剛從監獄放出來。
”
“唔……”中年女售票員眼裡掠過一縷不屑糾纏的卑視神色，立時把頭縮回車窗裡，把穿着白襯衫的脊背轉向車窗，車門“咣噹”一聲關閉了，公共汽車調過頭開走了。
他把被卷重新挎背到肩上，報複似地瞅着車尾上撲閃撲閃發亮的紅燈，轉過身，走進小鎮。
他的一個遠門哥哥的箱子裡藏着百十本中外古今的文學名著，全是買不到也借不出的稀罕寶貝，他饞涎欲滴，整天圍着哥哥家的門樓踅磨。
為了讨好哥哥借給他一本書，他自覺替哥哥家挑水，推土，作為讀書的報酬。
借讀過《靜靜的頓河》和《血與沙》之後，哥哥再不給他開那隻油漆成紅色的木箱了。
“不敢再借給你看了，要是别人發現了，說我販毒，我受得了嗎？”
像狐狸看着夠得着而拿不到的葡萄，他簡直想給遠門同族的哥哥下跪了。
沒有辦法，他太喜歡讀書了。
他忽然急中生智，懇求說：“那你……把這一箱書……賣給我行不行？反正你也不看。
”
“敢賣嗎？這是禁書。
”哥哥說着，瞟了他一眼，試探地問，“你能買得起嗎？我買這一箱書，花過不少錢哩……”
遠門哥哥比他大不過十歲，讀中學時，也是立志要當中國的第二個巴金。
“文革”中回到黃家坪，娶了媳婦，生了兒女，現在早已成為方圓十裡心靈手巧的一位木匠師傅了。
他的這一箱子文學書籍，有的是他上學時省吃儉用買來的，有的則是在學校“破四舊”當中從火炕裡偷搶出來的。
哥哥現在已經無暇翻閱這些書籍了，他要養育兒女，他要掙工分，他要出門給人家割家俱以掙取一家人的吃穿用費。
他意識到，哥哥大約想用這一箱書換得買糧食的錢，就不顧自己買得起與買不起，不失時機抓住哥哥已經流露出來的話柄。
“你甭管我有錢沒錢。
隻要你賣，錢，我會想辦法的。
”
“……”哥哥嘿嘿嘿笑着，達到賣書——化廢為寶的目的了，叮囑說，“千萬甭張揚……”
一月後，他被逮捕了。
罪證确鑿，偷賣生産隊化肥，有買化肥的外村人的證詞，他沒有抵賴。
公安人員在搜查他獨身居住的簡陋屋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了一箱“封資修”的壞書和兩本内容“反動”的日記。
于是，問題的性質立時轉化了，本該拘留教育的小偷小摸，一下子變成“思想反動”的政治案件，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一切都順理成章……
“對你的政治問題，全部推倒，平反。
”公安人員說，态度是那樣叫人感到親切，“你今天就可以回家去了。
”
他愣呆呆地站在辦公桌旁邊，突然抱住頭，“哇”地一聲哭了，十八歲的鄉村青年，哭得渾身顫抖，站立不穩，蹲下身去，眼淚從指縫間湧流出來，滴在腳下的磚地上。
“小夥子，你的日記，本來能使你成為反‘四人幫’的英雄。
可惜……”公安人員遺憾地說，“你卻偷了化肥……”
他止住了哭泣，從地上站起來，平靜地對公安人員說：“把日記還我，把書還我。
”
“日記本可以給你，當然要給。
”公安人員說，“那些書……已經燒毀了！”
小鎮上的兩家國營食堂早已插門上鎖，私人開的小吃鋪裡生意興隆，跑短途倒賣的商販，把裝載着鮮瓜熟果活雞蔬菜的自行車，停放在鋪店門口，一邊吃着大碗寬葉面條，一邊談着西安城裡農貿市場上的交易行情，津津有味。
啊呀！農民敢于公開跑生意了……生活顯然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他感到新奇而又陌生。
他從街巷裡走過去，瞅着小鋪裡那口冒着熱氣的面鍋，擱在桌頭的焦黃的油條，咽着唾液，照直走去。
明亮的兩盞門燈下，照出一塊白底紅字的匾牌：桑樹鎮文化站。
他停住腳步，站在那白底紅字的匾牌前躊躇片刻，就走進去了。
小院裡，挂着閱覽室木牌的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