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來，以為可以搪塞得過去，這不太拿人當傻小子了嗎？”
因為有此反感，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派一官兩役去傳周瑞清。
“這就不對了，上谕是‘聽候傳質’，質者對質，是跟崔潘二人對質，此刻怎麼可以傳我？”
“是跟王敬臣對質。
”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說話也很厲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對質。
請吧，‘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
’”
周瑞清無奈，隻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過，周瑞清到底隻是解任，并非革職，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過分難為他，邀到部裡，以禮相見，圍着一張圓桌相談，就算是“傳質”了。
問話的三個人，預先作過一番商議，不必問崔、潘賄托之事，就問了他也決不肯說，不如側面探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絲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這樣，問話的語氣恰如閑談交遊。
周瑞清字鑒湖，便稱他“鑒翁”，鑒翁長，鑒翁短，相當客氣，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據實相告。
他說他與潘英章一向熟識，跟崔尊彜在以前沒有見過面。
隻因他有個捐班知縣的侄子，分發雲南，跟崔尊彜一起在軍營裡當差，交情很好。
他的侄子在雲南因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虧崔尊彜盡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緒元年開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舉人中，有一個崔應科，是崔尊彜的堂弟，加上了這一層淵源，才通信認為世交，崔尊彜的信中，稱他為“世丈”的由來在此。
他亦承認，崔尊彜對這位“世丈”，常有接濟，但小軍機無不如此，逢年過節都有外官的饋贈，無足為奇。
“鑒翁，”沈家本問道，“有件事，不知有所聞否？聽說潘道由昆明進京的時候，就不打算再回雲南了，在雲南的産業都已處置淨盡，一家十三口靈柩，亦都盤回安徽。
”
“這倒不甚清楚。
”
“據安徽奏報，潘道至今未歸，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現在九月初，計算途程，早該回家。
不知道他逗留在那裡？”沈家本緊接着說：“鑒翁跟他至好，自然有書信往來，可能見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沒有接到過他的信。
不過他一家十三口靈柩，都寄停在荊州，或者因為迂道湖北，耽誤了歸程，亦未可知。
”
這話就頗為可疑，話鋒中聽得出來，崔尊彜的行蹤，他是知道的。
不過，既然他不肯承認，亦就無可究诘，很禮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擱淺了。
整個關鍵在崔尊彜和潘英章身上，這兩個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書辦抓到了，依然無用，因為沒有對證，便可抵賴。
就在這個時候，剛毅升了官，外放為廣東的一個好缺，潮嘉惠道。
潘祖蔭指派趙舒翹接手，主辦本案。
他手裡原有件王樹汶的案子，因為塗宗瀛調職，接任河南巡撫的李鶴年，聽信任恺的話，力主維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嘩，言官紛紛上奏指摘，彈劾李鶴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總督梅啟照複審。
而梅啟照居然又跟當年楊乃武一案中的胡瑞瀾一樣，站在巡撫這一面。
所以趙舒翹建議堂官，由刑部提審，估計全案人犯解到，總在年底。
有此一段空閑的工夫，正好接辦本案。
閱過全卷以後，他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論事，查核雲南報銷案中，那一項可以報銷，那一項不可以報銷？
潘祖蔭認為這話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辦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彙齊。
審訊對質，要問枉法不枉法，當以應銷不應銷為斷。
于是傳訊戶部及工部的承辦雲南報銷案的司官，各遞“親供”。
有的說：“軍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辦理”；有的說：“查照鹹豐年間例案核辦”；有的說：“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銷”，各人一個說法，各人一個根據，紛歧疊出而語焉不詳，刑部隻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卻不知毛病何在？
這就隻有一個辦法了，奏請饬下戶部、工部堂官，指派幹練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時帳簿紛繁，算盤滴答，刑部大堂，熱鬧非凡。
這一來，王文韶裝聾作啞就有裝不下去之勢了，因為說他受賄巨萬，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顯得問心無愧。
但在他署理戶部尚書任内，已經核銷結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無異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這樣一個時機。
自然又是張佩綸動手，等慈禧太後萬壽一過，便上了一個“請饬樞臣引嫌乞養，以肅政體而安聖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貶得一文不值，說他“即無穢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書，束身寡過，殆未能斡旋時局，宏濟艱難；今屢受彈章，望實虧損，度其志氣消沮，憤懑不平，内發歎咤之音，外為可憐之意，久居要地，竊恐非宜。
”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個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詩正的故事。
梁詩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辭官，而梁詩正戀棧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經過杭州之便，命梁詩正在家侍養八十歲的老父，以為保全之計。
張佩綸認為這個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載：親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終養者。
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終鮮兄弟，養親乃人生至樂，當此崦嵫漸迫，喜懼交萦，實亦報國日長，報親日短之際。
若聽其去官終養，該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滌塵氛，有田園以供甘旨。
”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祿保身，其子慶鈞，及其交遊仆從，狂恣輕揚，非王文韶所能約束，必令白首偏親，目見子孫不肖之事，憂危惶懼，損其餘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
最後是在“以安聖心”這句話上做文章，說“皇太後聖躬雖臻康複，猶宜頤養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鄧承修劾王文韶，召見樞臣，二十二日因雲南報銷案，又召見樞臣，此兩日并無内外簡放員缺，亦無各省急遞章奏，當霜風漸厲之時，正幾暇養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職無狀，至增宵旰憂勞。
該侍郎夙夜扪心，能無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這個奏折，交下軍機處，“令王文韶善于自處。
”
慈禧太後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發了下去。
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識得張佩綸的嚴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處”，他還有更厲害的手段，要參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