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鴻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
現聞法人在越，勢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蠶食不已，難以圖存。
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為保護；且滇，粵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籬一撤，後患何可勝言？疊經谕令曾國荃等，妥籌備禦；惟此事操縱緩急，必須相機因應，亟須有威望素著，通達事變之大臣，前往籌辦，乃可振軍威而顧大局。
三省防軍，進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鴻章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
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
應調何路兵勇前往，着該大臣妥籌具奏。
金革毋避，古有明訓，李鴻章公忠體國，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馳前往，相度機宜，妥為籌辦。
着将起程日期及籌辦情形，迅即奏聞，以纾廑系。
将此由六百裡密谕知之。
”
這時天津到上海的電報已通，“六百裡”密谕，片刻即達。
李鴻章回籍葬親，假滿北上，正路過上海，住在天後宮行轅，接到電旨，大吃一驚。
上海消息靈通，法國因為李威利兵敗陣亡，舉國大憤，政府已派兵艦四艘，陸軍三千，增援越，預備大舉報複，同時提出了“北圻軍費預算”，據李鴻章得到的消息，說是不限數目。
而他，深知滇粵邊境的防軍，有名無實，此番受命節制三省軍務，名義好聽，其實無拳無勇，貿然而去，一世勳名，豈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寫信給張佩綸，對軍機頗為不滿，大為牢騷，說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
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
”最後公然表示：“鄙人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決，仍候中旨遵辦。
局外論事，事後論人，大都務從苛刻，孤忠耿耿，隻自喻耳。
”言外之意，預備抗命不從。
對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李鴻章，一個是曾紀澤。
曾侯在巴黎，與法國政府相處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賀後，就不肯再回巴黎。
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鴻藻接到張佩綸的報告，相當焦急，跟恭王、寶鋆、翁同和商量的結果，隻有先安撫了李鴻章再說。
于是仍舊授意張佩綸出面，上了一個“制敵安邊，先謀将帥”的奏折：
“一、請召重臣以顧北洋。
李鴻章經營交廣，命駐上海；為該大臣計，金革無避，駐粵尤宜。
臣上年亦嘗言之，今情勢小異矣！朝鮮之亂未已，日本之釁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窺伺津沽，而間諜揚聲，在所必有；訛傳一警，複令回駐天津，人心易搖，軍鋒轉弛，非至計也。
方今皇太後聖體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親王亦甫銷病假，宜節勤勞；畿輔根本之地，願籌萬全，竊謂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鴻章逍遙上海何益？該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隸總督，辦理法越事宜，事權既專，措置亦較周矣。
二、請起宿将以壯軍威。
李鴻章署直督之議，如蒙采納，則曾國荃在粵久病，調度乖方，自應開去署缺，命張樹聲仍回本任。
伏念兩粵吏治、饷源、防務，在在均待經營。
張樹聲實任粵督，當必能殚精竭慮，以副委任；而粵東處各國互市之沖，水陸兩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輔之，以壯聲威。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淮軍名将，卓著戰功，應懇恩令劉銘傳襄辦法越事宜，兼統兩粵官軍，或駐瓊崖，以窺西貢；或出南甯，以至越邊。
洋槍精隊，始自銘傳，粵東地方集兵購器，尤屬易易，應饬今募足萬人，迅成勁旅，以赴機宜。
”
直隸和兩廣，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後亦不能根據張佩綸一個輕飄飄的奏折，貿然調動，不過對他建議起用劉銘傳，卻認為是個好主意。
但劉銘傳功成名就，家資豪富，在合肥家鄉大起園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難說得很。
所以召見軍機，指示先征詢李鴻章的意見，至于對李鴻章的出處，竟不提起，張佩綸的折子也留中了。
這樣的情勢，顯得相當棘手，李鴻藻和張佩綸頗為焦急，因為李鴻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兩廣督師，是件辦不到的事。
僵持的結果，必定贻誤時機，壞了大局，無論如何先要為李鴻章争到回天津這一點，以後才好商量。
這層看法透露給恭王，他表示無可無不可。
恭王這一陣的心境壞透了，本人多病，長子載澂長了一身“楊梅大瘡”，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雖剛過五十，卻是一副老境頹唐的樣子。
經常請假，或者竟不入宮，有事多在府中辦，也懶得用心，公事能推則推，不能推亦無非草草塞責。
這些情形，慈禧太後早有知聞，隻為體諒他的處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勞，格外優容，從未責備，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