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别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
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
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隊。
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争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
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
我逃學并非因為我不愛學習。
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
家裡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們。
将六歲、四歲、兩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裡，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
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
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于肥大就是過于短小，不僅破，而且髒，衣襟幾乎天天帶着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污。
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裡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
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樹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将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由聽故事到講故事。
……語文老師牽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發。
語文教員室裡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
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不知道？”
她笑笑，什麼也未回答。
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将我的頭發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别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面鏡子。
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發卻短得不能再短了。
哪裡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秃頭。
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并未生她的氣。
随後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成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
隻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
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裡。
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污迹。
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盡管不倫不類，卻并不顯得肥大。
教員室裡的另外幾位老師，瞅着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
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後，同學們頓時哄笑起來。
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秃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哄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哄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
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呵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衆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着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
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無法知道。
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
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麼盡心盡意，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秃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貼在我們教室門上一面黃旗或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