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當年又有另一種觀點介入讨論。
這另一種觀點是——如果那名碩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個兒童，也許就比較值得了吧？顯然，這是一種很缺乏自信的，希望回避正面辯論，達到折中目的之觀點。
但這一種折中的觀點，當年同樣遭到了義正詞嚴的駁斥：如果那兒童弱智呢？那兒童将來一定能考上大學嗎？如果考不上，他不過是一個芸芸衆生中的平庸之人。
以一名碩士生的生命換一個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對其更寶貴的生命的白白浪費嗎？即使那兒童将來考上大學了，考上的肯定會是一所名牌大學嗎？肯定會接着考取到碩士學位嗎？再假設，如果那兒童長大後堕落成罪犯呢？誰敢斷言絕對沒有這一種可能性？
當年這一讨論和辯論，曾在報刊上報道過，似乎還在電視中進行過，最後不了了之。
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鳴似乎更普遍……
當年我便隐隐地感到，那讨論和辯論，顯然與當年的中國人，尤其青年人，尤其當年的大學生對人性的理念認識有關。
翻一翻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五千餘年的思想遺産，這一種讨論和辯論，即使在我們祖先中的哲人之間，似乎也是從來沒涉及過的。
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沒有留下關于這一話題的讨論的殘迹。
當然，我們誰都知道——老父與稚子同時沉浮于波濤，或老母與愛妻同處生死倏忽之際，做兒子、做父親、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個的古老人性拷問。
還沒有一個男人回答得最“正确”。
因為這種拷問在本質上是根本沒有所謂“正确”答案的。
它呈現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兩難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
這迷惘中包含着沮喪。
但由于這一人性拷問限定在與人最親密的血緣關系和愛戀關系之間，故無論先救哪一個，似乎又都并不引發值得不值得的思索，僅與人刹那之際的本能反應有關。
在現實中，一般情況下，人總是先救離自己最近的親人，不太會舍近救遠。
而那名碩士生舍命所救的，卻是與自己毫無血緣親情，毫無愛戀關系的陌生人。
依我想來，值得與不值得的讨論、辯論，蓋基于此。
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喋喋評說值得與不值得嗎？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假設那被救的孩子長大了是否成為罪犯嗎？那麼，何以隻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後，值得與不值得的讨論，這樣那樣的假設就産生了呢？一針見血地說，這顯現了人類理念意識中虛僞而又醜陋的一面。
即我不願那麼做的，便是不值得那麼做的；别人做了，便是别人的愚不可及。
死了，也是毫無意義的死。
并且，隻有将這一種觀點推廣為理直氣壯的不容置疑的觀點，我的不願，不能，才進而成為不屑于。
無論什麼事，一旦被人不屑于地對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帶有美名可圖的色彩了。
于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于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我敢說，在全世界，自從“人性”二字被從人類的生活中歸納出來至今，從頑童到智叟，除了在當代中國人之間，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仿佛那麼嚴肅認真地，煞有介事地讨論過，更沒有辯論過。
讨論和辯論發生在當代中國，是非常耐中國人尋味的。
而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抱怨人世變冷了的原因。
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讨論和辯論，與今天關于“英雄流血亦流淚”的讨論是不一樣的。
後一種讨論并不貶低英雄的行為，批判性是針對于使英雄流淚者們的。
而前一種讨論和辯論，用理念的棉團包纏了的批判性的鋒芒，卻是變相地針對于流血甚至舍生了的英雄們的。
據我想來，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淚”的現象，隻怕是與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讨論和辯論不無關系的。
十五六年前，連我也不能對那名碩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評價。
普遍的輿論傾向和人性觀點，使對它心生懷疑的人有時也不禁三緘其口，保持暧昧的沉默。
直至一個多月前，我才對印在記憶中的，靠頭腦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話題豁然想明白了些。
某日與友人北影廠文學副廠長史東明相遇，他扯住我說：“曉聲，有一部美國片如果上映了，你一定應該看看。
”
我問片名，他搖頭說還不知道。
說他也沒看到過，是聽别人将内容講給他聽的。
于是扯我至路邊開始講給我聽……
内容如下：“二戰”時期，一位美國母親，三個兒子都上了前線。
而在同一天裡，收到了兩個兒子的陣亡通知書。
斯時第三個兒子正在諾曼底登陸戰役行動中，生死顯然難料。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