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兒子也陣亡了，誰還能硬起心腸向那位母親送交第三份陣亡通知書？于是此事逐級上報，迅達總統辦公室。
于是總統下令，組成一支特别能戰鬥的營救隊。
唯一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将那位母親的第三個兒子活着帶回美國。
當然，此戰鬥行動那位母親并不知道。
于是營救隊一路浴血奮戰，個個舍生忘死地撲到了諾曼底前線，當尋找到了那名戰士，一支營救隊已僅剩一人。
當那名戰士明白了一切，他甯肯戰死也絕不離開戰場的恒心，又是多麼地能夠被人理解啊！
據說這就是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
據說劇本依據生活原型而創作。
據說奧斯卡獎的評選已格外關注這部影片。
據說它深深感動了每一個觀看過它的人……我想，中國是很難産生這樣的影片的。
起碼目前很難。
犧牲那麼多士兵的生命隻為救另一名士兵，這值得嗎？問題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藝術創作的沖動，似乎頓時變得荒唐。
多麼冷冰冰的理念質疑啊！我們可拿一些中國人目前這一種冷冰冰的理念原則究竟怎麼辦呢？它不但仍被奉行為多種藝術門類的創作前提，而且似乎漸漸成了我們中國人面對一切現實事物的原則。
日本人曾被視為“理念的動物”。
依我想來，我們相當多的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正變得極像日本人。
現實得每每令同胞們相互之間倍感周身發寒。
十五六年間，産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國印記”的理念思維之标本。
比如将“優勝劣汰”這一商業術語和競賽原則推行到社會學科的思想領域中去。
一件産品既劣，銷毀便是。
但視一個人為“劣”的标準由誰來定，由何而定呢？一個生存競争能力相對較弱的人，則就該被視為一個“劣”的人嗎？這種标準老闆們定出來，他人自然無話可說，但是要變為國家意識是否可怕呢？接着的問題是，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裡，究竟能采取多麼高明的方式“汰”掉為數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國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們的國家并沒有聽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們的大多數同胞也沒有接受此類教誨。
所以我們才有國家行為的“再就業工程”“扶貧工程”，才有民間行為的“希望工程”……
我敢說，在全世界，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主張對自己的同胞“優勝劣汰”過。
恰恰相反，許多國家的頭腦和目光，幾乎都在思考同樣的問題——怎麼樣才能使生存競争能力相對較弱的一部分人，得到更多些的國家性的愛護和體恤。
而不是以冷冰冰的理念思維去想——要是能把他們統統“汰”掉多好！或誰叫他們“劣”來着，因而遭“汰”一百個一千個活該！
讓我們還回到人性的話題上來。
當年的知青金訓華為撈公社的一根電線杆而死，大不值得；當年的知青張勇，為救公社的一隻羔羊而死，大不值得；甚至，“少年英雄”賴甯的“英勇”，依我想來，也是根本不應被一切少年們效仿的。
但，人救人，關于這樣的事，根本不存在值得與不值得的——讨論和辯論的任何一點兒積極的意義。
無論少年救老年，或反過來；無論男人救女人，或反過來；無論知識者救文盲，或反過來；無論軍人救百姓，或反過來；無論士兵救長官，或反過來；甚至，無論警察救罪犯（隻要後者非屬罪大惡極理當槍斃），或反過來；無論受降的士兵救俘虜，或反過來……隻要人救人，皆在應該獲得到人性正面評價的範圍以内。
若不幸自己喪生，更是令人肅然的。
人救人之人性體現，是根本排斥什麼“值得與不值得”的讨論和辯論的。
進行這種讨論和辯論的人，其思想意識肯定發生了疾病。
這種疾病若不被指出是疾病，傳染開來，肯定将導緻全民族的冷血退化。
一頭象落入陷阱，許多象必圍繞四周，不是看，而是個個竭盡全力，企圖用鼻将同類拉出，直至牙斷鼻傷而戀戀不忍散去。
此獸性之本能。
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為靠文明的營養上升為意識的主動。
倘某一理念是與此意識相反的，那麼實際上也是與人性相悖的，不但冰冷，而且是醜陋的理念。
人性永遠拒絕這一種理念的“合理”性。
願中國人再也不讨論和辯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這一可恥的話題。
人性之光，正是在此前提之下，才是全人類心靈中最美最神聖的光耀。
其美和神聖在于，你根本不必思考，隻要永遠肅然地、虔誠地“迷信”它的美和神聖就是了。
願當代中國人尊重全人類這一種高貴的“迷信”……
料想不到的，一篇談人性及人道思考的文章，竟又引發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