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爸爸贊成。
”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們那一市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學。
然而兒子連這一所中學也沒去成。
兩天後他回到家裡，表情從來沒有過的那麼抑郁。
他說：“爸，老師說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學，名次必須在二十名以前。
”我說：“那，你如果連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話，能去哪一所中學呢？”
“老師悄悄告訴我，推薦我去北醫大附中。
”聽來倒好像老師們格外惠顧着他似的。
而北醫大附中，據我想來，已屬“最後的退卻”了。
我問：“你們老師不是說，考卷要發給家長們看看的嗎？”——我這麼問，是因為我憑着大人的社會經驗，開始起了些疑心的。
“又不發了。
”
“為什麼？”
“不知道。
”
“你自己怎麼想？”
“我……怎麼想也沒用了……”
我說：“兒子，聽着。
如果你希望進一所較好的中學，爸爸是可以試着辦一辦的，隻不過太違反爸爸的性格。
但爸爸從來沒給你開過一次家長會，覺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時……”
“爸你别說了！我不怪你。
我去北醫大附中就是了。
”看得出，兒子是不願使我這個“老爸”做什麼違心求人之事的。
然而兒子連北醫大附中也沒去成。
第二天他接到同學打來的一個電話後，傷心地哭了。
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學。
我說：“别哭，也許是不一定的事兒呢！”發榜那一天，結果卻正是那麼一回事兒。
隻不過他拿回了小學的最後一份“三好學生”證書。
于是該輪到我安慰他了。
我說：“哪怕最差的中學，隻要學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
你難道沒有信心做一名這樣的中學生？”
他流着淚說：“有的……”
于是開學那一天，我親自送他去報到……
但是他的“幹媽”們，和一直關心着他升學去向的我的朋友們，獲知消息後，一個個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紛紛登門了——有的嚴厲地批評我對子女之不負責任，有的“見義勇為”地向兒子保證着什麼……
在正式開學的第三天，兒子轉入了一所重點中學——這是我根本沒有能力扭轉，也不知究竟該怎麼去辦的事。
全靠别人的熱心……
如今，上了重點中學的兒子，僅僅一年，性情徹底變了，也成了家中最沒有“業餘時間”的成員——早晨我還在夢鄉之中，他就已經離開家騎着自行車去上學了。
晚上，妻子都已經下班了，兒子往往還沒回到家裡。
一回到家裡，就一頭紮入他自己的小房間，将門關起來。
吃過晚飯，擱下飯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間……
有次我問他：“在同學中有新朋友了嗎？”
他搖頭。
搖過頭說：“都隻顧學習。
誰跟誰都沒時間建立友誼。
”
倒是他小學的同學們，星期天還常一夥一夥地來找他玩兒。
瞧着些小學的學友們在一起那股子親密勁兒，我真從内心裡替孩子們感到憂傷——缺乏友誼，缺少愉悅的時光，整天滿腦子是分數、名次和來自于家長及學校雙方的壓力。
這樣的少年階段，将來怕是連點兒值得回憶的内容都沒了吧？幾分之差，往往便意味着名次排列上前後的懸殊。
所以為了幾分乃至一分半分，他們彼此間的競争态勢，絕不比商人們在商場上的競争性緩和……
由我的兒子，我也很是體恤中國當代的所有上了中學的孩子們。
他們小小年紀，也許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國人了……
玻璃匠和他的兒子
20世紀80年代以前，城市裡每能見到一類遊走匠人——他們背着一個簡陋的木架走街串巷；架子上分格裝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
他們一邊走一邊招徕生意：“鑲——窗戶！……鑲——鏡框！……鑲——相框！……”
他們被叫作“玻璃匠”。
有時，人們甚至直接這麼叫他們：“哎，鑲玻璃的！”
他們一旦被叫住，他們就有點兒錢可掙了。
或一角，或幾角。
總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塊玻璃的原價。
他們一次所掙的錢，絕不會超過幾角去。
一次能掙五角錢的活，那就是“大活兒”了。
他們一個月遇不上幾次大活兒的。
一年四季，他們風裡來雨裡去，冒酷暑，頂嚴寒，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
他們大抵是些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被拒在“國有”體制以外的人。
按今天的說法，是些當年“自謀生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