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就跟人們常說的那樣，萬人空巷啊，恨不得全慕尼黑的人都跑來看演出了。
衆多熟悉的面孔在觀衆席間出現，我隻要從座位上起身，就非得不停地去跟人打招呼不可：施拉金豪芬夫婦和光顧他們家招待會的常客們，拉德布魯赫夫婦和席爾德克納普，讓内特·碩伊爾，那個叫茨維切爾的，還有那個叫賓德爾-馬約内斯庫的以及許許多多别的人，而所有這些人跑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看看站在前台左邊樂譜架旁就要做新郎的施維爾特費格。
不過，他的未婚妻沒有到場——聽說，她已經回巴黎去了。
我向伊涅絲·英斯提托利斯鞠躬。
她是一個人，也就是說：她是和克虐特裡希夫婦一起來的，她的丈夫沒有露面，他不喜歡音樂，可能這個晚上又要在“阿羅特利亞”俱樂部裡度過。
她坐在大廳相當靠後的某個角落裡，穿着一條裙子，裙子的式樣簡單到了近乎寒酸的地步。
她的小脖頸向前方歪出，兩道眉毛高高豎起，小嘴巴痛苦而滑稽地撅着，而當她也如此這般地回複我的問候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氣憤地覺得，她利用那晚在她家客廳裡的長談，巧妙地榨取了我的耐心和同情，而她似乎至今還在對此幸災樂禍地感到洋洋得意呢。
就施維爾特費格而言，他整個晚上幾乎都沒有往大廳裡瞟上一眼，因為他心裡大概非常清楚，如果他那樣做的話，将會有多少雙好奇的眼睛在恭候着他。
而在他其實是能夠這樣去做的時候，他卻不是去細聽他的樂器，就是去翻看他的樂譜。
最後，整場演出以《名歌手》裡的序曲壓軸，演奏寬廣而歡快，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而當裴迪南·艾德施密特讓樂隊起立并把手伸向他的首席小提琴表示感謝之時，全場更是報以比雷鳴般的掌聲還要熱烈的掌聲。
我本人在上演這一幕的時候已經來到樓上的側廊，因為我擔心待會兒人太多，所以就趁人少趕緊去保管處把我的衣帽取了出來。
我的計劃是，至少徒步走一段路回家，也就是回我在施瓦賓的住所。
在音樂會大廈前我遇見了克利德威斯圈子裡的一位先生，吉爾根·霍爾茨舒赫爾教授，這位丢勒專家也是剛從大廳裡出來。
他拉着我喋喋不休，害得我無法脫身，他的話匣子是通過他對今晚節目的批評打開的：把伯遼茲和瓦格納，把羅曼國家的浮于表面的技巧的娴熟和德意志的大師水準攪和在一起，這種組合毫無品位可言，不僅如此，而且還多少暴露出一種政治傾向。
它所代表的德法和解和和平主義的意圖太明顯了。
同樣衆所周知的是，這個艾德施密特是個共和主義者，從民族角度講是非常不可靠的一個人。
這種思想讓他從晚會開始直至結束都倍感難受。
遺憾的很，當今的一切全都成為政治，精神的純潔性再也找不到了。
為了重建這種精神的純潔性，領導大樂團的首先必須是些具有毫不含糊的德意志思想意識的人。
不錯，恰恰是他把這些東西政治化，“德意志”一詞今天絕對不再等同于精神的純潔性，反而變成一個黨派口号。
這是我想跟他說的話，但我沒有說出口來。
我隻同意他所說的這句話，即大量的浮于表面的技巧的娴熟，不管是不是羅曼國家的，即使是在瓦格納的深受全世界喜愛的藝術之中也是存在着的——随後我便友善地引開他的注意力，把話題一轉，開始說起他最近在《藝術和藝術家》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有關哥特式建築的比例問題的文章來。
我對他的這篇文章所說的客套話讓他變得興高采烈、溫和、不講政治和爽朗起來，我于是趕緊乘他情緒好轉之機，同他道别，我上了右邊的路，他則上了左邊的路。
我很快就沿着土耳其人大街自上而下地來到奧德翁廣場、路德維希大街，并順着寂靜的紀念碑大道左側（當然幾年來已經完全鋪上了瀝青）一路迎着凱旋門而去。
這是一個雲層密布的、十分柔和的夜晚，我的冬大衣始終讓我覺得有點緊，當我走到有軌電車站特蕾西大街時，我停下腳步，以便搭乘任何一輛開往施瓦賓方向的公交車。
我現在都不知道，那天的情況為什麼顯得很反常，等了很久才來了一輛。
交通堵塞和延誤的情況确實是不可避免。
當時左等右等，終于等來了一輛特别合适我的10路車。
直到今天，我仿佛依然還能聽見和看見它從元帥大廳那邊行駛過來。
這種塗着巴伐利亞式天藍的慕尼黑有軌電車确實造得非常笨重，而且還發出——不知是由于它自身的沉重呢，還是由于地下的特殊性質——特别大的噪聲。
這種車輛的車輪子底下不斷有電火花在閃動，而在上面的接觸杆處電火花就閃動得更加厲害，這些冷漠的火苗咝咝作響，化為整團整團的火星從接觸杆處飛散消逝。
車子停了下來，我從前面的平台上車，從那兒往車廂裡面走。
在拉門附近，也就是我進門的左手，我立馬就找到了一個空位置，顯然是剛才有人下車騰出來的。
這趟電車上的乘客很多，後門附近甚至還有兩位站在過道裡緊抓拉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