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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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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薩勒河畔的哈勒有着深厚的神學和語義學及教育學傳統,它們的相互滲透和交織首先集中體現在這座城市的保護神——曆史人物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身上,不妨這樣說吧,這位虔敬主義的教育家在這裡,在17世紀末,即在哈勒大學建校不久,創辦了著名的“弗蘭克基金會”,也就是數所學校和孤兒院,并通過他的人格魅力和影響把虔誠的宗教興趣同人文及語言科學結合起來。

    堪斯泰因《聖經》研究所,修訂路德語言工作的第一個權威機構,不是也建立起了宗教和文本批評之間的聯系麼?此外,那時在哈勒還工作和生活着一位名叫海因裡希·奧西安德的傑出的拉丁語學家,我非常向往成為他的門徒,而且我還聽阿德裡安說過,基督教福音派神學博士漢斯·克格爾博士教授開設的教會史課程囊括了數量驚人的世俗曆史材料,而曆史又是我準備首選的輔修課程。

     我在耶拿和吉森各學了兩個學期,之後,我決定投進哈勒AlmaMater[1]懷抱,順便說一下,它在人們心目中首先就是維騰貝格大學的标志。

    我這樣做是有着充分的思想上的理由的;因為,自從該校在拿破侖戰争之後重新開辦以來,它就和這所學校密不可分了。

    而當我前去和他彙合的時候,萊韋屈恩已經在那裡注冊了有半年之久,當然,我不想否認,在我作決定的時候,有他在場的這個個人因素起到了極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他顯然是忍受不了某種孤獨和寂寞,所以,他到那裡還沒過多長時間,就甚而開始忙不疊地邀我到哈勒他那裡去了,雖然在我聽從他的召喚之前時間又不得不過去了幾個月,但說實話,我當時真的是恨不得擡腳就走,恨不得插上翅膀飛過去,也許都用不着他發什麼邀請。

    我本人的願望是:守候在他的近旁,看他如何生活學習,看他取得哪些進步,他的才能又是如何在學術自由的氛圍當中發揚光大的,過一種每天都和他進行交流的生活,監督他,從近處注視他,我的這個願望本身大概就足以讓我來到他的身旁了。

    更何況還有前面所說的那些個客觀的、于學習相宜的緣由。

     我在哈勒和我的這位朋友一起度過了兩年的青春時光,其間,隻有當他放假回凱澤斯阿舍恩和他父親的農莊時,我們才短暫分離。

    當然,在我的這些文字裡,這兩年我也隻能是像對待他的學生時代那樣,作為縮影來加以反映。

    它們算得上是幸福的日子嗎?是的,作為自由追求的、好奇地環顧四周的、到谷倉裡歡聚一堂的人生時期的重要階段——而且,隻要我是在一個童年夥伴的身邊度過它們的,這就夠了,我依戀這個人,是的,他的存在,他的成長,他的人生問題,讓我從骨子裡,比對我自己的還要感興趣。

    這是明擺着的;我不必為此花費太多的心思,而隻消通過忠誠的工作去為其已經給出的答案創造條件。

    他的這個問題更高,某種意義上說也更像一個謎,我對于自己的成長的憂慮,使得我總是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沉湎于這個問題;而如果說我并不願意爽快地用“幸福的”這個形容詞來修飾那幾年的話,那也是由于和他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使我被深深地卷入到了他的研究領域,我的這種卷入程度大大超過了他對于我的研究領域的卷入程度,另外,也是由于神學的氣氛不适宜我,不适合我,因為呼吸神學的空氣讓我感到壓抑,同時還使我内心感到難堪。

    我覺得,哈勒的精神領域幾百年來充滿了宗教論争,也就是說,充滿了僧侶之間的明争暗鬥和唇槍舌劍,而這些又恰恰是最為人文主義教育動機所诟病和不齒的——我覺得自己在那裡有點像我的同專業的一位前輩克洛圖斯·魯比亞奴斯[2],此人1530年前後在哈勒作主教大教堂教士會成員,而路德就說過他是“享樂主義者克洛圖斯”,或者也說過他是“王八蛋博士,美因茨紅衣主教舔盤子的好吃佬”。

    而且,他也的确說過“教皇,這頭魔鬼的母豬”這樣的話,路德無論走到哪裡,都是一個壞脾氣的粗人,盡管也是一個偉大的人。

    對于宗教改革給克洛圖斯這類人所帶來的壓抑,我一直都是十分同情的,因為他們在其中看到了主觀任意對教會客觀章程和秩序的入侵。

    他同時兼具最富教養的和平之愛,他偏好理性的忏悔,不反對放棄聖餐杯——當然,而後,他恰恰又由于他的主子而再次陷入極其難堪的境地,因為他的主子,即大主教阿爾布賴希特,對出現在哈勒的享用聖餐的兩種形态[3]一律格殺勿論,嚴懲不貸。

     寬容,對文化與和平的熱愛,一旦為狂熱的烈焰所裹挾,其情其景便是如此。

    想當年,正是哈勒擁有了第一個路德教派的教區牧師:尤思圖斯·約納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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